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通俗小說·《金瓶梅》與色情小說

正當《西游記》與神魔小說盛行之際，明代另一部重要小說《金瓶梅》也開始以抄本形式在一些文人間流傳^②。這部百回長篇小說約問世于嘉靖末到萬歷初之間，但一直到萬歷四十五年(1617)才以《金瓶梅詞話》為名刊行。崇禎年間，又有人對《金瓶梅詞話》作了較多潤色修訂后刊行，這便是《金瓶梅》兩個版本系統的由來^③。《金瓶梅》的作者是誰?這是小說史上一大懸案。不少人曾圍繞“笑笑生”的署名進行考證，有的說是王世貞，有的說是李開先，其他還有種種說法，但都缺乏確鑿證據^①。關于《金瓶梅》的成書方式也是意見不一。它曾被視為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但近來不少學者認為它同屬“世代累積型”，因為它呈現出根據話本等材料進行改編時常見的典型現象：書中幾乎每一回都有大量韻文，并插入了相當多的詩詞和散曲;而且作品行文粗疏，又大量采錄他人之作，前后脫節、破綻或重出處也極多^②。

《金瓶梅》在開篇處對《水滸傳》中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進行改編，寫潘金蓮未被武松殺死，而是嫁給西門慶為妾，由此再轉入小說主體部分，書名則由小說中三個主要女性，即潘金蓮、李瓶兒與春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金瓶梅》以家庭日常生活為素材，這樣的長篇小說在歷史上還是首次出現。作品以北宋末年為故事背景，但它通過對西門慶家庭內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以西門慶為中心的各種社會活動，特別是西門慶一生的發跡變泰、興衰榮枯的描寫，展示了處于封建主義制度末世的明代社會的真實內幕。原本開生藥鋪的破落戶西門慶上通權臣，下攬無賴，巧取豪奪，恣意妄為，在短短幾年內不僅腰纏萬貫，而且還當官登堂審案。有了錢可以買官，當了官又可以攫取更多的錢財，并在相當范圍內為所欲為，這就是富商惡霸西門慶的發家經歷。在作品第五十七回里，人們可以讀到西門慶的一段“名言”：“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擄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許多無錢無勢的小人物如武大、苗員外、宋蕙蓮等悲慘地含冤而死，而依仗權勢、作惡多端的西門慶卻享不盡榮華富貴。不過，《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已不是《水滸傳》中的那種封建社會里傳統的純粹的流氓惡霸，他同時還是一個精明的商人。西門慶經商時既長途販運，又開店營業，兼做行商與坐賈，有時還將販來的商品加工后再出售，千方百計地不讓一點利潤外流。他實行了與沒有股份的伙計拆賬分紅的方法，將贏利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掛鉤，以調動其積極性與責任心。這些都是孕育于封建社會中的新的經濟因素。然而也正因為這是封建社會中的經濟活動，西門慶為了擴展事業，又必須與這個社會融為一體。他不惜出巨資賄賂、拉攏政府官員，利用攫取到的那部分封建權力，進而獲得更多的利潤。作品對封建末世官商勾結、錢權交易作了廣泛而深刻的揭露，并以此展示了當時的政治腐敗和社會黑暗。

這部作品在反映晚明社會生活時，尤其以刻畫人際關系間的世態炎涼見長。小說第三十回寫西門慶生子加官，這是他家興盛的頂點，作者在此處插話道：“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可是等西門慶一死，他的妻妾、奴仆、朋友全都顯出另一副嘴臉與心腸。特別是那些曾竭力奉承、巴結西門慶的幫閑子弟，昔日脅肩諂笑，稱功誦德，如膠似漆，如今則視如陌路，唇譏腹非，乃至恩將仇報，“情義”全都隨權勢的有無、錢財的多寡而消長。透過那一幅幅世情冷暖的畫面，人們看到的是冷酷、虛偽與自私，而且這不是個別人或一時的表現，它們已匯合成整個社會與時代的特征。作者創作的主旨，就在于對封建社會末世的暴露，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故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而作者的暴露批判是通過具體生動故事，尤善于以人物的神態、動作、語氣使讀者得到強烈的感受，故而魯迅先生又稱贊道：“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①。在這一展示過程中，作者同時也顯露了自己對傳統道德信心的喪失，因此小說中時時可見那個社會的墮落和不可救藥，但希望和理想的光輝卻無一點閃現。

將各種復雜因素糅合在一起，并體現出鮮明時代特征的西門慶形象的塑造，是《金瓶梅》的藝術成就之一。作品在描繪其他人物時，也打破了以往小說中常見的單一性格的慣例，不是按類型化的人來演繹形象，也不將性格當作單純的個人天性，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環境、經歷聯系起來，寫出其中的復雜性。如潘金蓮既狠毒淫蕩，又聰明美貌，既刁鉆兇惡，又伶俐敢為;而李瓶兒既有冷酷惡毒的一面，同時又有溫順多情之處。這種多元、立體化的性格顯示，更使人感到真實可信，而這正是來自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提煉和概括。《金瓶梅》不像以往小說那樣著重描寫非凡人物的非凡經歷，而是以西門慶家庭的日常生活為中心，并以這個家庭的廣泛社會聯系來反映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是官吏、書生、醫生、商人與伙計，還是地痞、無賴、娼妓、牙婆、和尚與道士，城市生活中三百六十行的各色人等，幾乎全都盡攬在內，從而展現了一幅絢麗多彩的明代社會生活的風俗畫卷。在全景式地描繪生活畫面時，小說結構也不再是將一個個人物或事件做機械的串聯組合，而是以西門慶為中心人物輻射到社會的四面八方，組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網絡。在語言方面，《金瓶梅》運用的純為現實生活中的口語，顯得真切而樸素，作者又善于使用諺語、歇后語，給人以新鮮活潑之感，這些也是人物性格格外鮮明生動的重要原因之一。《金瓶梅》創作上的缺陷給人的印象同樣很深刻，它曾因含較多的淫穢描寫而被視為“淫書”。盡管有一部分性描寫與人物性格的刻畫密不可分，但從總體上看，相當一部分卻是為性而寫性，且又肆意鋪張，不僅暴露了作者在這方面欣賞趣味的低下，同時也嚴重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①。

《金瓶梅》問世前后，還出現了一些色情小說，如呂天成的《繡榻野史》(王驥德《曲律》卷四著錄)、“風月軒又玄子”的《浪史》、“芙蓉主人”的《癡婆子傳》、“古杭艷艷生”的《玉妃媚史》與《昭陽趣史》、“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質》與《弁而釵》、托名唐寅的《僧尼孽海》、醉竹居士的《龍陽逸史》，以及編撰者不詳或今已佚失的《鐘情艷史》《怡情陣》《詞壇飛艷》《青樓傳》《玉嬌李》《百緣傳》與《雙峰記》等。這些作品在明末曾流播極廣，“人函戶緘，滋讀而味說之為愉快”(五湖老人《忠義水滸傳序》)，同時也遭到輿論的嚴厲譴責：“濫觴啟竇，只導人慆淫耳。”(五湖老人《忠義水滸傳序》)“如老淫土娼，見之欲嘔。”(張無咎《新平妖傳序》)然而，這一群體也自有其獨特的價值與地位。撇開反映特定歷史時代的道德淪喪的認識意義不論，僅就小說發展進程而言，它們對于小說編創手法的演進也曾起過一定的推動作用。當時流行的講史演義、神魔小說，不是敘述古事就是描繪仙境佛國，與現實生活都有較大的距離;其創作方式相應地是依據平話、雜劇等已有之作進行改編。與此相比，色情小說雖淫穢污臭，污染筆墨，內容卻是現實生活的展現，有的作者甚至直接取材于自己身邊的人與事。這些小說著意選取生活中丑惡一面鋪敘，固然顯示了作者趣味的低下，但創作題材由古代或天國轉至現實的意義并不可因此而抹煞。而且，作品敘述的淫穢之事是當時彌漫于朝野的風氣使然，就這點而言，作品反映的內容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只不過作者津津有味的肆意鋪張使其產生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這些作品的創作有時還顯示出攙雜時事內容的特點。讀過《玉嬌李》的沈德符曾介紹說，在這部今已失傳的作品中，“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憨憨子為《繡榻野史》作序，論及作者創作動機時，也有“正史所載，或以避權貴當時，不敢刺譏，孰知草莽不識忌諱，得抒實錄”之語。若僅就創作而言，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這是明代通俗小說中率先直接面對現實人生的創作流派。

由于是以獨創方式反映現實人生，那些作者在藝術形式方面的某些探索也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經驗，其中尤可注意的是《癡婆子傳》。這部以淺顯文言寫成的小說一開始寫燕筇客拜訪“發白齒落、寄居隘巷”的上官阿娜，聽她講述年輕時的諸風流事。上卷結束時，阿娜稱“今已日暮，未得罄予所言，明日當再過予以告”，下卷則以阿娜“昨與子言，未竟其說，今為子陳之”之語為開端繼續講述。作品以第一人稱寫成，這一體例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實屬罕見。由于是采用第一人稱，作者就很自然地融入了主人公細膩的心理描寫，而從“我”的視角敘述感受與體驗，作品對欒氏封建家族黑暗的暴露與批判也因此顯得更真實與更尖銳。《癡婆子傳》的內容是阿娜的回憶，全篇采用倒敘的敘述方式。曾有人認為小說倒敘手法是從西方引入的寫作體例，這種說法在《癡婆子傳》面前顯然是不攻自破了。

總之，色情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特殊群體。它們因內容淫穢而不宜傳播，但同時也是小說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明代通俗小說創作發展的總趨勢，是從以改編舊作的方式描述歷史或神魔故事出發，逐漸走上以獨立創作反映現實人生的道路，而在這一過程中的轉折之際，最先出現的人生寫實的作品竟在著意描摹色情，這有點令人尷尬，卻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實。這現象表明了小說發展進程的曲折與復雜，以及文學規律的顯現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風尚的影響。因此，決不可將色情小說從研究視野中抹去，更何況它們顯示的有些價值與意義，又是其他創作流派所無法提供的。

注釋

② 參見袁宏道《與董思白》《與謝在杭》、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③ 參見朱一玄編《金瓶梅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① 參見陳大康《論<金瓶梅>作者考證熱》,載《華東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② 參見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上)。① 參見吳晗等著《論金瓶梅》,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