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地域文化·清代風俗論與文論中的地域意識

在探討清代批評家對地域文學的自覺意識及其批評實踐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明確，清代批評家對文學之地域性的意識，是與明清之際文化普及和區域文化的發展，與人們對文化、風俗的地域性較以往有了更細致的認識分不開的。根據人類學家的看法，“由于傳播作用，經過一個時期，彼此相鄰的社會的文化就有了越來越多的共同之處。相鄰或相近社會文化的趨同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稱之為‘文化區’”^①。這種“文化區”以及人們對它的意識，乃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中國似乎到宋代以后，明清時期邊遠地區的文化開發，縮小了它們與中原文化發達地區的差距;人員流動和信息傳播的頻繁，使風土和文化的比較有了進一步的可能。這一點在歸允肅論士大夫仕宦興趣的差異時曾被涉及：

古今風會不同，而仕宦之好尚亦異。唐宋以嶺表為荒絕之區，昌黎蒞任潮陽，極言其風土之陋;柳子厚以為過洞庭，上湘江，逾嶺南，人跡罕至，其情詞可謂蹙矣。明之仕宦無所不及，亦未見人情如此之困。今國家統一宇內，梯山航海，無遠弗屆。仕宦者大率樂就外郡，而尤以南方為宜。五嶺以南，珠崖象郡之饒，人皆歡然趨之，與唐宋間大異。豈非以海宇寧謐，無風波之阻，為仕者樂盡其長，宜德澤于萬里之外，聲教四訖之所致歟?^①

正由于經濟和交通的發展，嶺南才具有了可與中原相提并論的文化地位，使人們在劃分風土意義上乃至文化意義上的地域時不能不給它留下一個席位。喬缽《海外奕心》“風氣”條云：“自燕至越四千里，風氣凡四：燕至河一氣，河至大江一氣，吳至杭一氣，過錢塘至海一氣。”(《喬文衣雜著》，清刊本)這里將中國分為黃河以北的北方地區、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江淮地區、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的吳越地區和錢塘江以南的南方地區四個地域，無論從方言或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都與今天的看法比較接近了。李淦《燕翼篇·氣性》則將天下分為三大區域：

地氣風土異宜，人性亦因而迥異。以大概論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為一道，通謂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為一道，謂之東南人;四川、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為一道，謂之西南人。北地多陸少水，人性質直，氣強壯，習于騎射，憚于乘舟，其俗儉樸而近于好義，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東南多水少陸，人性敏，氣弱，工于為文，狎波濤，苦鞍馬，其俗繁華而近于好禮，其失也浮，抑輕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陸，人性精巧，氣柔脆，與瑤侗苗蠻黎蜒等類雜處，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詭譎而善變。^①

其區域劃分雖粗，但描述習俗民情卻較具體。相反，若區域劃分較細，從風土出發比較不同地域的人的氣質，就會得出較概括較粗略的結論。如萬壽祺《題佚》云：“四海之內，生才實繁。就其方隅風氣所近，荊揚之人剽急，兗豫之人壅遲，青徐之人塞墳，幽冀之人確悍，梁州之人鄙實，敷其藻采，象其土風，大較然哉。”這種概括、比較不僅開眼界，廣見聞，同時也有助于自我認識的深化，有助于自我認同的形成，逐步確立起地域傳統觀念，并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和審美意識。

由風土出發進行的民俗比較，反映在文學批評中就變成一種由環境決定論出發探討其地域特征的方法論。魯九皋《書勉哉游草后》 曾從古者采詩之典與政治的關系，論及人與地氣的關系，說“后世采詩之典不行，學士大夫有所著述，人自為書，要其聲之本于地氣者，識者猶能辨之”，是故“后之論詩者，論其人當亦論其所得之地，而其地氣見，其人亦可見”^②。這種以地域差異為著眼點的比較批評，在文學中似乎也是由南北比較發軔的。明代李東陽《麓堂詩話》曾說：

文章固關氣運，亦系于習尚。周召二南王豳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荊楚之音，圣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則出于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本朝定都北方，乃為一統之盛，歷百又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東南，能詩之士莫吳越若者，而西北顧鮮其人，何哉?^①

這里討論了南北文學消長的大勢，后人進一步比較南北詩風之異，如茹綸常《梅崖刺史遺集序》云：“近世之論詩者，每有南北之分。譽之則謂南多風雅，北多雄健;訾之則謂南多卑靡，北多傖父。”^②這是很籠統的對比，道光年間濟南王偁《瓣香雜記》(道光十四年刊本)卷五有更具體的評騭：

南人學詩講用字，故精于煉句;北人學詩講用意，恒拙于謀篇。南人之所不能者，北人能之者亦少;北人之所不能者，南人能之者或多。蓋北人性笨，南人性靈之故。然則詠物之作，北人斷不及南，而考據吊古之詩，南人或遜于北。

王氏對南北人才性巧拙的比較猶留有南北學風不同論的回聲，但已寓有軒輊之意。自南宋遷都杭州，文化中心隨之南移，元代即已出現北弱南強的局面。雖然在教育方面，每年國子監生五六百人，北人濟濟，南人僅數名而已。但在文學創作，尤其是傳統的文人文學領域，無論作品數量、質量，北地都無法和南方分庭抗禮。以迄明清，更形成南方文學一邊倒的局面。北人自傷之余，常有意強調北方文學的成就，如黃文煥《自課堂集序》云：“地有南北之分，北方風氣高勁，不墜纖麗，本屬詩文之區，空同、于鱗均擅北產。然南方唱和，習所漸染者多，至于以時論之，則宜少宜多又各分焉。”^①王崇簡《學古堂集序》論西北詩歌傳統，則指出西北“山川遼闊，津梁疲遠，公車制舉之言或終歲弗及于境，士大夫世其學者惟左國班馬及王孟李杜諸書耳”，因而有“風雅之事進”的情形^②。即使承認北風不競，論者也往往從南北比較出發思索原因。有人說南人詩占了天時地利，鄞人周容記載：“有傖父謂余曰，南人詩□好，亦生得地方便宜耳。如‘姑蘇城外寒山寺’，有何心力，競指為絕唱。若效之云‘通州城外金龍廟’，便揶揄之矣。余為之大笑，然亦可以悟詩中一境。”^③傖父之言并非無理，南方非僅有好山水，還有豐厚的文化底蘊，寒山寺唐時或許還不出名，但姑蘇城積淀多少歷史蘊涵?那是通州城絕不能儔比的。又有人說北方出版落后，“北方詩人少，未必不由不能刻詩之故”^④。還有人說北人性敦樸，不事張揚，故聲名不著：

中州天下山水之會，為古今文章所歸。漢賈生、唐昌黎子皆獨立一代，伊洛瀍澗間，尤帝王所都。其人魁岸，為文章閎肆昌明，出所余溢，猶足以籠壓天下。顧自元以還，東都不復，人日就渾樸，斂實黜華，不務為名高。至有駿偉奇杰之才足以直造古人者，天下或不能舉其名。^⑤

盡管這類議論在明清人的著作中往往有之，但我認為它們更多反映的其實是分裂時代遺留下來的文化記憶。的確，有關南北文化、文學的差異經常是歷史追溯中的內容。明初陶安《張景遠詩集序》云：“在昔作者，江左宮商振越，河朔詞義樸厚，當其分裂，各隨風氣，以專一長。逮其末也，振越者流于輕靡而意浮，樸厚者流于陋率而味寡。今風氣相當，無間南北，能詩之士，杰出相望……”^①到疆域劃一的明清時代，南北溝通和交流的愈益普遍，帶給人的是對地域文學傳統的多樣性感知。這些具體的感知轉而深化人們對自身所屬地域傳統的體認，促進自我認同的形成。事實上，地域傳統觀念正是在這對他者的認識中逐漸明確起來，并反過來陶鑄人們的審美趣味，影響人們的創作觀念的。

注釋

① 羅伯特·F·墨菲《文化和社會人類學引論》第251頁,王卓君、呂廼基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① 歸允肅《歸宮詹集》卷二《趙云六倚樓游草序》,光緒刊本。① 張潮輯《檀幾叢書》二集,康熙刊本。② 魯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一,道光十四年桐花書屋重刊本。① 《歷代詩話續編》下冊第1377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② 茹綸常《容齋文鈔》卷九,嘉慶刊本。① 程康莊《自課堂集》卷首,民國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獻委員會鉛印山右叢書初編本。②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卷六,康熙刊本。③ 周容《春酒堂詩話》,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1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④ 延君壽《老生常談》,民國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獻委員會鉛印山右叢書初編本。⑤ 李紱《穆堂初稿》卷三四《閻仲容試草序》,道光刊本。① 陶安《陶學士先生集》卷一三,弘治十三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