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學派·玄學

魏晉時代的道家之學。所謂 “玄學”，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現的一種文化思潮，實際上是道家之學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故又有 “新道家” 之稱。東漢末年至兩晉，是兩百多年的亂世。隨著東漢大一統王朝的分崩離析，統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學也開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對兩漢經學的繁瑣學風、讖緯神學的怪誕淺薄，以及 “三綱五?！?的陳詞濫調普遍感到厭倦，于是轉而尋找新的 “安身立命” 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學論辯。這種論辯猶如后代的沙龍，風雅名士聚在一起，談論玄道，剖析妙理，當時人稱之為 “清談” 或 “玄談”。據清代學者趙翼 《廿二史劄記》，清談之風始于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源起于何晏、王弼等人。何、王都是當時的貴族名士，影響所及，便成一代風氣。清談名士有一種時髦，就是一邊瀟灑地揮著麈尾 (麈： 類似鹿的動物，其尾可用作拂塵)，一邊侃侃而談，故后來有 “揮麈而談” 這句成語。清談的話題大都圍繞著《老子》、《莊子》 和 《周易》展開，而這三部經典因其玄妙深奧、匪夷所思，便被清談家稱為 “三玄”，“玄學” 之名就由此而來。但 “三玄” 不過是個話題，清談的內容主要涉及有與無、生與死、性與情、形與神、動與靜、名教與自然、圣人有情或無情、聲有無哀樂、言能否盡意等形而上的問題。在正統士大夫看來，諸如此類的清談都與國計民生無關，因此就有 “清談誤國” 之類的說法，甚至將亡國之禍都歸咎于玄學家的清談之風。如儒家學者范寧 (著 《春秋谷梁傳集解》) 就說： “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钡簳x本來就是亂世，學者故作玄遠，也有避禍的意思。唐代官修的 《晉書》 這樣評價魏晉之際的玄風： “學者以 《老》、《莊》 為宗，而黜六經; 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 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仕進者; 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 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這不過是清談的流弊。其實，玄學是當時一批知識精英跳出傳統的思維模式(修齊治平)，對宇宙、社會和人生所作的哲學反思，以在正統的儒家信仰發生嚴重危機后，為士大夫重新尋找精神上的 “安身立命” 之地。正是由于這種反思，才有魏晉時代對人性的自覺和個性的解放。當時以玄學名家的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裴頠、郭象等，不管唯心也罷，唯物也罷，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和哲學家。何晏的 《論語集解》、王弼的 《老子注》和 《周易注》、郭象的 《莊子注》，直到今天，也是被學界視為權威的注本。何晏、王弼的 “貴無論” (萬有生于 “無”，以無為本) 和裴頠、郭象的 “崇有論” (萬有皆自生，以“有” 為本)，為習慣于 “三綱五常”倫理思維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這雖然不是治國平天下之道，卻是哲學的智慧。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更是魏晉風度的化身。嵇康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宣言以及 “非湯武而薄周孔” 的舉動，直到現代還閃耀著自由精神的異彩。事實上，魏晉之間在玄言清談影響下所形成的放達人生和灑脫風氣，千百年之下，仍自有其魅力。東晉以后，玄學與佛學趨于合流，作為一種時代思潮的玄學也就漸歸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