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詩歌·北宋中后期——蘇、黃時代

1.東坡體與蘇門

蘇軾的詩現存兩千七百余首，以數量而言，北宋詩人無出其右者。其內容海涵地負，風格多姿多彩，代表宋詩的最高成就和主要特色。蘇軾精研前代詩歌，融會貫通而自立規模。從《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從莊、屈到李白的浪漫主義風格，從孟子到韓愈的詭異奇險，以及韓愈以文為詩的作法，他都兼收并蓄。晚年又喜歡陶淵明的沖淡高逸、柳宗元的峻潔孤傲。他的天才和學養，使他作詩得心應手，縱橫馳騁，變化無端，形成一種獨具“宋調”特質的詩美范式。嚴羽批評“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蘇軾當屬于“諸公”之列。嚴羽稱蘇詩為“東坡體”，稱蘇、黃諸公詩為“元祐體”，認為宋詩“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滄浪詩話》)。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云：“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

蘇軾是千古奇才，其詩一如其人，道大、思深、才高、語奇。舉凡社會歷史人生之一切，都是他的詩材，而他的詩意，往往比較深至、淵博，不僅代表著當時中國人的智慧水平，而且對后人永遠具有感染和啟迪價值。比如對人生與生命的性狀、形態、品質、價值等諸多問題的逐次叩問乃至終極思考，就是他詩中長存的話題。秦觀在《答傅彬老簡》中說：“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自得”就是有自己的心得。蘇詩中對人生的長與短、樂與悲、得與失、榮與辱、離與合、出與處、富貴與貧賤等諸多問題，都有深切的徹悟和表述，并進而在詩中展示他詩意的生存態度：進取、獨立、隨緣。這是儒、道、釋家生命哲學之要義，是中國古典人文智慧之精華。蘇軾的詩與人生，就在這樣的哲學境界中“棲居”著，舒展著，美麗著，行走坐臥飲食男女無不是詩。比如喝茶這樣的日常生活，他就有《汲江煎茶》那樣美麗的體會和描述。生活和詩，在蘇軾這里都文人化、藝術化了。

在宋詩中，蘇詩之風格最為豐富多彩，有雄健有婉轉，有豪放有深微，有清新有秾麗，有平淡有奇幻，有自然有工巧，有莊重有詼諧，隨心所欲、縱橫揮灑而又法度精嚴。前人對蘇詩稱頌備至，然而每一種評論都不能概括其全部。他的詩各體兼擅，諸法皆能，“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趙翼《甌北詩話》卷五)。天才總是超常的，普通的生活在蘇軾筆下就是藝術，就是趣味;普通的詩法在蘇軾手中就顯得精良高妙，別出心裁;普通的話語在蘇軾詩中往往就是警句格言。蘇詩是宋詩乃至古代文人詩的一種優秀范式。

在蘇軾周圍，有一個以“四學士”、“六君子”等人為骨干的文人群體，他們尊蘇重道尚才好友，以文學活動為聯誼的主要紐帶而集于“蘇門”，互相學習和促進，形成了后人矚目的元祐文壇繁榮盛況。以詩而論，他們學蘇而不囿于蘇，風格各異。這與蘇軾不求一律、尊重個性的宗風懿范有很大關系。比如秦觀早期詩“清新婉麗”(王安石《回子瞻簡》)，“似小詞”(《王直方詩話》)，后期詩則“嚴重高古”(呂本中《童蒙詩訓》)，“亦豪而工矣”(嚴有翼《藝苑雌黃》)。其中不無學蘇痕跡。蘇轍、張耒學蘇之自然平易，晁補之學蘇之高逸俊邁，而又各具風格。

2.江西詩派

蘇軾之后，宋代詩壇形成了聲勢最大、流行最久、影響最深遠、最能代表宋詩風貌的江西詩派。黃庭堅被尊為江西詩派之宗主，他的詩深得時人和后人稱許。蘇軾曾稱黃庭堅詩為“庭堅體”(黃詩《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陳師道說自己“一見黃豫章”，就把多年所作“數以千計”的詩“盡焚”之，轉而學黃(《答秦覯書》);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所列25人以黃為首，并在序中說：“詩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江西宗派，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嚴羽《滄浪詩話》列“江西宗派體”，又列“山谷體”，認為宋詩自蘇、黃始自立，“山谷用功尤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劉克莊說：“豫章稍后出，薈萃百家句律之長，窮極歷代體制之變，搜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只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詩派·黃山谷》)宋末元初，承繼江西詩派的方回提出：“古今詩人當以老杜、山谷、后山、簡齋四家為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六)

黃庭堅詩名與蘇軾并稱。在蘇軾之后，他的詩成為詩人們學習的主要范型。就內容而論，他的詩偏人文而少山水，輕教化而重性情，遠凡塵而近道、釋，鄙俗意而尚雅趣。他的詩學觀念有崇古重學、尚雅反俗、求新好奇等傾向。其詩風獨特，比如文學史家常常關注的“老健瘦勁，洗剝枯淡，深折透辟”^①等。黃詩今存近兩千首，其中律詩較多且多佳作，最能體現他的風格特色。他作詩很注重創作技巧，倡導“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無斧鑿痕乃為佳”(《與王觀復書》)。這是對老莊哲學的詩學闡釋。他還提倡 “無一字無來處……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還有“奪胎”、“換骨”之說(惠洪《冷齋夜話》卷一引述)。他的這些主張以及資書為詩的做法，在當時及其后都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被視為江西詩法，學者眾多，譏評亦多。

陳師道是彭城人，卻被視為江西詩派“三宗”之一，其詩風確與黃詩有許多近似之處。他在《答秦覯書》中說“仆之詩，豫章之詩也”。他主張學習杜甫詩，但認為學杜須從學黃入手。他創作態度嚴謹、苦心錘煉，所以黃庭堅有“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病起荊江亭即事》之八)之論。他的詩“個性鮮明，風骨磊落，意境新而雅，文字簡而妙”，但“往往因為用意過于曲折，造語過于生澀，而損害了藝術的完整性”(程千帆《兩宋文學史》)。

江西詩派是個松散的詩人群體，并無組織體系和集體創作方式，詩人們的身份、地位、年輩、才華、成就各異，甚至并不都是江西人。呂本中判定江西詩派的兩條重要依據，一是同情元祐舊黨，仕途失意者;二是學習黃詩者。江西詩派這個概念不僅多得到時人和后人贊同，而且追隨者眾多。所以這個流派的地緣含義日漸淡化了。南渡前后，江西詩法成為詩壇主流，而在南宋時期，江西詩法成為許多詩人步入詩壇的門徑。

另一方面，詩派畢竟不像宗教派別那樣門禁森嚴，任何詩派都只具有某種創作風格和方法的啟示意義，而沒有嚴格的約束力。學習者自由學之，學而入門，出而自立，如同學習書法，必臨摹而入門，必自立而成家。被后人視為江西詩派者，許多人都曾探索過自己的詩法。比如呂本中的“流動圓活”(《瀛奎律髓》卷一)，徐俯的“對景能賦”(曾季貍《艇齋詩話》)，韓駒的“遍參”諸家而又“非坡非谷自一家”(王十朋《陳郎中公說贈韓子蒼集》)，曾幾的“清勁雅潔”(《瀛奎律髓》卷一)，陳與義的“由簡古發秾纖”(羅大經《鶴林玉露》)、“恢張悲壯”(《瀛奎律髓》卷一)等等。或許由于陳與義的詩更多獨創性，成就較高，嚴羽稱之為“簡齋體”(《滄浪詩話·詩體》)。方回將他與黃庭堅、陳師道并稱為江西宗派之“三宗”，而后世文學史家也多以陳與義為南渡之際最可稱道的詩人。

注釋

① 呂肖奐《宋詩體派論》第135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