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影響最大的古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明代中期以后，“文以載道”的古文傳統受到猛烈沖擊，如李贄提倡“童心”，“公安三袁”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等，都是對這一傳統的挑戰。清代考據之學的興起，博學成為一種時尚，這也給古文家提出了新的課題。清初的方苞，這位來自桐城的八股高手和朝廷重臣，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拈出“義法”二字，來表達他對古文寫作的新見解。他解釋說，“義”就是《易經》上說的“言有物”，“法”就是《易經》上說的“言有序”，這種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就是所謂“義法”。在文辭上，他認為古文應該以“雅潔”為正，“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在唐宋古文家那里，“文”與“道”是兩個概念，而在方苞的“義法”則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法從義生，義由法顯，兩者密不可分。故“桐城義法”后來成為一個專門術語。劉大櫆作為方苞的同鄉后學，其古文雖曾受到這位文壇前輩的激賞，但他在考場上卻沒有方苞那樣的運氣，總是名落孫山，乾隆年間被推薦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博學鴻詞試，依舊落選，最后只做過一個縣的教諭。劉大櫆在方苞“義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古文的寫作藝術，他認為：“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文人的能事就是神氣、音節、字句，而義理(思想)、書卷(學問)、經濟(經世濟民之策)則是文人手中的材料。其氣象比“文以載道”的傳統開闊得多。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是姚鼐，他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的主張，又總結“文章”的八大要素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進而概括出“文章”有“陽剛”和“陰柔”兩大風格，從而建立起一套非常嚴密的古文理論。姚鼐還編選《古文辭類纂》，來闡揚證明他的理論。這部書風靡一時，一直流行到今天。由于姚鼐的鼓吹，桐城古文名噪一時，劉大櫆八十歲壽誕時，一位名叫程晉芳的年輕文人戲謂姚鼐說：“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文人學者轉相傳述，遂有“桐城派”之稱。不過，桐城派并非一個地區的流派，而是一個風行全國的流派，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但也曾經成為桐城派的領袖，而象林紓這樣以翻譯西方小說名家的古文家，也曾經是桐城派的中堅。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五四新文學運動前夕，北京大學國文系就曾是桐城派的堡壘。清代學者曾將所謂“學”分為理學家的義理之學、學者的考據之學與文人的詞章之學。當時的習氣，理學家瞧不起考據家的咬文嚼字和文人的華而不實，學者瞧不起理學家的信口雌黃和文人的空疏浮淺，文人瞧不起理學家的道貌岸然和學者的瑣屑叢雜，而姚鼐卻將這三者都納入他的理論系統：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古文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據、言之有文，這種主張最符合傳統的文學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學者根據西方近代的文學觀念去衡量桐城派的理論和文章，就覺得應該將桐城古文驅逐出“文學之林”，甚至有“桐城謬種”的惡謚，而現代讀者以欣賞文學創作的眼光去閱讀桐城古文，自然也讀不出其精彩來。須知桐城古文主要是應用寫作，不是文學創作。現代學者朱光潛的學術論文寫得清正雅潔，據他自己說，就是得益于他少年時代曾對桐城古文下過相當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