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nèi)容·宋代話本小說·宋代講史·宋代的講史話本

宋代話本之傳世者，大多是小說家話本，講史、說經(jīng)話本則比較少見。就講史話本而言，人們提到的只有《梁公九諫》《五代史平話》和《大宋宣和遺事》三部。《梁公九諫》為宋代作品，歷來沒有什么爭議，但《五代史平話》和《大宋宣和遺事》的成書年代以及刊刻時間則歷來多有不同意見，有的說是宋人編的，有的說是元人作品，有的說是成書于金代，有的說是宋人舊編而為元人增益，眾說紛紜。

《梁公九諫》今傳本一卷，《也是園書目》《讀書敏求記》皆著錄，黃丕烈收入《士禮居叢書》。此書篇幅很短，敘述武則天廢太子為廬陵王，想傳位于侄子武三思。狄仁杰九次勸諫，武則天始有感悟，召還廬陵王，復立為太子。 此書多取材于張《朝野僉載》、李邕《狄梁公傳》等唐代筆記，文字拙樸，間用口語，其風格與唐敦煌變文相近。卷前有無名氏序，稱“世有《梁公九諫詞》者”，則此故事原有詞文，和《蘇武李陵執(zhí)別詞》為同一類型。但今本卻并沒有唱詞，而只有散文，所以當為講史話本。卷首有《唐相梁公廟碑》，為范仲淹貶官鄱陽時所作，則《梁公九諫》無疑為宋代作品。

進入元代，講史較為發(fā)達，流傳下來的講史話本就比較多了。據(jù)《永樂大典目錄》，其卷四六收錄了平話26卷(見《連筠簃叢書》)，都是元人講史話本，可惜都佚失了。今存元人講史話本，以刊于元至治年間(1321—1323)的《全相平話五種》(《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后集》《秦并六國》《前漢書續(xù)集》《三國志》)為代表。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元人話本所記載的內(nèi)容，在宋代講史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平話”一詞，不見于宋代文獻，而是元代人稱講史的一個名稱。“平話”，意指平說的故事，即不加彈唱的講說，與詩話、詞話相對而言^①。后來，平話又用來指元代的講史話本。元代以后，平話也作“評話”，“評”有評論、議論之意。總之，平話一詞出于元代之后。現(xiàn)在有不少學者把宋代的講史以及講史話本都稱作平話，似缺少文獻依據(jù)。

三、《新編五代史平話》和《大宋宣和遺事》

《新編五代史平話》，元明以來歷代官私書目都未見著錄。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曹元忠在游杭州時，從常熟人張敦伯處發(fā)現(xiàn)此書，因其書中有避宋諱而定為宋刻巾箱本。1911年，董康據(jù)以影刻，名《景宋殘本五代史平話》，編入《誦芬室叢刊》二編。1936年，董康又作跋，以為“宋槧無疑”(轉(zhuǎn)引自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把它當作宋人講史話本。

但曹元忠的跋中，說此書 “惟刊自坊肆，每于宋諱不能盡避”，對自己確定的宋刊還是有所懷疑的。鄭振鐸也認為“頗為有元板的嫌疑”^②。柯敦伯《宋文學史》懷疑“宋人原本而經(jīng)元人竄定者”^③。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承此說，進一步論定為“宋人舊編而元人增益者”。寧希元則考證了書中的地名，推測其“大致產(chǎn)生在金元前后的動亂年代”^①。

此書的成書年代多有爭議。綜合來看，其素材大多為宋人的作品，但其成書卻很有可能是在宋元之際，而刊刻時代則一定在宋金以后。

全書10卷，梁、唐、晉、漢、周諸史皆2卷，今本《梁史》《漢史》都缺下卷，《梁史》《晉史》上卷目錄也缺佚了。全書基本上是依據(jù)《通鑒》加以敷演的，有許多照抄的文字，但也有不少地方作了改動、鋪敘和虛構(gòu)。另外，書中也有一些不見于正史的故事，應(yīng)該來自民間傳說，這一部分具有濃厚的民間故事的色彩。

《東京夢華錄》卷五曾提到，北宋汴梁有講史人尹常賣專說“五代史”，而南宋說“五代史”故事的記載就更多了，說明這是宋元時期說書人講史的一個主要科目，而《新編五代史平話》正是這些說書人講說活動的文本記錄，是一本典型的講史話本。

《大宋宣和遺事》，《百川書志》《寶文堂書目》《也是園書目》均有著錄。今存版本有兩卷本和四卷本兩個系統(tǒng)。清黃丕烈收入《士禮居叢書》，因其避諱，證為宋本。但魯迅、鄭振鐸、柯敦伯等都因為書中“雜元人語”而懷疑它成于元代。胡士瑩詳細論證其語言和風格，以為“宋人舊編而元人增益”，且刊于元代。而程毅中則認為，此書大量輯錄宋人的文獻資料，應(yīng)算作宋代的作品，“當然，這并不妨礙它曾經(jīng)后人的修改”^②。

此書的內(nèi)容相當復雜，據(jù)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分法，其內(nèi)容可分十段：一，歷數(shù)歷史上的荒淫昏君;二，講王安石變法;三，敘蔡京當權(quán);四，敘宋江聚義梁山泊;五，述宋徽宗私幸李師師;六，述宋徽宗寵用道士林靈素;七，敘東京繁華;八，述金人攻陷東京;九，敘徽、欽二帝被擄;十，述宋高宗定都臨安。從文字來看，時用文言，時用白話，體例既不一致，結(jié)構(gòu)亦不完整。看來并非創(chuàng)作，而是雜抄野史筆記和舊存話本而成，是一個資料輯錄。如王安石變法，節(jié)錄自《續(xù)宋編年資治通鑒》;金兵南下和徽、欽二帝被俘故事，則節(jié)取《南燼紀聞》《竊憤錄》《竊憤續(xù)錄》的文字。另外，書中故事多有所本，如蔡京故事見王明清《揮麈余話》卷一，林靈素故事見耿延禧《林靈素傳》(《賓退錄》卷一)等。所以，《大宋宣和遺事》正如魯迅所言，“節(jié)錄成書，未加融會”，只是資料的輯錄，而并非創(chuàng)作。

書中最重要的是宋江等36人聚義故事，文字雖極為簡略，但梁山泊故事已粗具規(guī)模。此前的水滸故事，都是零散的資料和獨立流傳的單篇，而《大宋宣和遺事》則已經(jīng)對梁山故事的骨干輪廓、主要人物和中心結(jié)構(gòu)都作了系統(tǒng)的描寫，是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系統(tǒng)資料，是《水滸傳》成書歷程中極其重要的一環(huán)。

注釋

① 參見浦江清《談京本通俗小說》,載《浦江清文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②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③ 柯敦伯《宋文學史》,商務(wù)印書館1934年版。① 寧希元《五代史平話為金人所作考》,《文獻》1989年第1期。② 程毅中《宋元講史簡論》,《文學遺產(chǎn)增刊》第七輯,中華書局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