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第二十九章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雖被發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斗者，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第三十章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第三十二章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于人乎？”孟子曰：“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第三十三章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后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后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注釋〕　 存心：保存善心。　 橫(hènɡ)逆：蠻橫、背理。　 自反：自我反省。　 物：事。奚宜：為什么會。　 由：同“猶”。　 擇：區別。　 難(nàn)：責備。　 稷：后稷，傳說為周部族的始祖，又是掌管農業的五谷之神。平世：政治清明的歲月。　 簞：盛飯的筐。　 由：同“猶”，如同。　 易地則皆然：交換了位置也會做同樣的事。　 被(pī)：同“披”。纓冠：系好帽帶。被發纓冠：古人戴帽要先束發，此形容事急倉促。　 公都子：孟子的弟子。　 匡章：齊國人，曾為齊威王將。匡章的父親曾殺死其妻、即匡章母，匡章可能是因此事勸父為善，被逐出家門。　 支：同“肢”。　 博弈：賭博下棋等游戲。　 從(zònɡ)：同“縱”，放縱。　 戮：羞辱。　 很：同“狠”。　 責善：指責對方的過錯并要求他改善。遇：意見一致。　 賊恩之大者：最傷害感情的事。　屏(bǐnɡ)：棄。出妻屏子：趕走妻子，不與兒子見面。　 不養焉：不愿受妻兒之侍奉，以求自罰。 儲子：戰國時齊國的國相。　 瞷(jiàn)：窺視。夫子：指孟子。　 處室：同居一室。　 良人：指丈夫。　 饜(yàn)：吃飽。　 蚤：同“早”。　 施(yí)：古“斜”字。這里指不從路當中走。　 國中：指城中。　 東郭：東郊。墦(fán)：墳墓。　 訕(shàn)：諷刺。　 施施(yí)：得意洋洋的樣子。

〔鑒賞〕　這幾章主要是講述“存心”，即存養仁德之心的必要性和方法。同其他儒學大師一樣，孟子從不把自我修養當成完全脫離世俗生活、純粹內省式的心靈活動，而視為主客體互動的過程。在這里他是從個體同他人的關系、個體與其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生活環境的關系，以及個體與家人的關系這三方面來說明怎樣通過“自反”來存養善心。

“存心”可以先從人際關系開始，如果有人對自己橫暴無理，那么首先不是去埋怨他人，更不是馬上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加以報復，而是把這事看成是自我完善的一個課題和契機，立即“自反”，檢查自己是否以仁、禮對待那人，如果這方面沒有問題，那人仍然那樣橫暴無理，就要檢查自己對那人是否忠誠。如果在這幾方面有欠缺，就要自覺地、真誠地清除心靈上的污垢，努力把仁、禮存養在心。孟子認為，如果自己確實沒有什么愧疚的，那就可以確定那人是一個蠻不講理的“妄人”，他同“禽獸”沒有什么兩樣，對“禽獸”是沒有什么可以計較的，就是說不必同這種“妄人”一般見識，不必以他那樣的態度，即“禽獸”行為對待他，而要以仁愛之心對待他，最終感化他。這樣君子就不會為此人此事感到煩惱和痛苦，即所謂君子“無一朝之患”。

各個時代的人們在其一生中都可能由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而陷入艱難的處境，這正是人們存養仁心的好時機。孟子以過去的圣賢的典型事例加以說明。禹、稷面臨極其艱難的任務，顏回生活十分貧困，但他們由于以仁存養自己的心靈，所以都能以卓越的態度和行為對待、處理他們面臨的問題，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正如孟子所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所以孟子說他們三人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身份地位不同，遇到的問題不同，但是所遵循的道卻是一樣的。這就是說以仁“存心”應當成為所有的人完善、發展自身的大道。

人們經常遇到的煩惱可能來自家庭，在傳統社會尤其如此。有時候這種家庭問題或矛盾可能造成極大的精神痛苦和生活困境，齊國人匡章的遭遇就是這方面一個突出的事例。匡章的父親為一件事殺死了匡章的母親，他勸說父親幾句就得罪了其父，竟然被趕出家門，甚至被國人視為不孝，匡章的命運確實極其不幸。家庭中的矛盾和痛苦最難對待和化解，所以孟子說“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是說這是最傷感情的事。匡章的處理辦法是自虐：他因自己不能親近于父，所以不敢接受妻兒的侍奉，以求自罰。這種行為顯然不近人情，是不可取的。孟子在這里也不是提倡這種做法，從他對匡章的心思的解釋來看，他是同情他的命運，欽佩他的心愿與志向，所以經常與他交往，對他很有禮貌。這就是說，他是贊賞匡章只知以仁存養其心，不顧及自身的委屈和困苦。

在論述個體如何對待生活中的矛盾、艱難和困境之時，孟子從倫理學和人生哲學方面提出了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法則：“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所謂“終身之憂”是說永遠的擔憂，即擔憂自己的道德品質不能達到理想的境界。他在這里把舜的人格作為這種理想境界的一種代表，他以此說明這種境界是可以達到的，也是應當和必須達到的，因為舜是人，我也是人，舜能做到，我也應當能做到；舜為天下人樹立了榜樣，可以傳于后世，而我卻仍然不能，像一個不知不覺的鄉下人，這才是值得憂慮的。通觀《孟子》全書，我們可以發現他所說的“終身之憂”還有許多深刻的含義。他一再指出外部世界到處都有不人道的現象，人的生活環境中的種種黑暗與丑惡時時摧殘人的本性，扼殺人的求善的欲望。尤其值得人們擔憂的是，像他在《離婁下》第十九章所說，人區別于禽獸之處十分微小，如不注意存養、培育，很可能會喪失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一點點最可貴的東西，最終淪為禽獸。可見人應當有“終身之憂”是孟子倫理學上的一個根本觀念，是他許多道德理論的基本出發點。這一觀念的意義在于要求人們用最高的真善美為標準審視外部世界和自身，在精神追求方面始終不滿足現狀，對環境和自身的墮落永遠保持警惕。

所謂“一朝之患”是指生活中的矛盾、艱難或困境所產生的麻煩，甚至禍患，或一時在心靈上引起的煩惱、憂慮，甚至痛苦。在孟子看來，“一朝之患”不僅不應轉移人們的“終身之憂”，而且要促進人們關注“終身之憂”。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人們真正有了“終身之憂”，時時處處以仁德存養己心，由仁愛之心出發，以正確的行為處理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以坦然的態度對待所遇到的一切，就不會患得患失，總是陷于煩惱、憂慮或痛苦之中，這樣也就沒有“一朝之患”了。可見孟子力圖用追求崇高的精神來克服客觀世界中的問題和主觀世界中的煩惱，這是他的哲學的一項基本使命。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是一個十分有趣卻又發人深省的小故事，情節生動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可以說是一篇短篇小說，后來被人進一步演義改編成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如明代人所作的《東郭記》傳奇，清代蒲松齡的《東郭簫鼓兒詞》就是其中最有名的。這個故事使人聯想到世上有多少不擇手段爭名奪利、一時飛黃騰達、大紅大紫的人，他們在人面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實際上在陰暗的角落里不知道做了多少丑事、壞事，他們骯臟的靈魂和丑惡的行徑最終都將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世人的鄙視、譴責、鞭撻和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