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諧鐸》解說與賞析

沈起鳳

《諧鐸》是清人沈起鳳創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沈起鳳，字桐威，號薲漁、紅心詞客， 江蘇吳縣人。生于乾隆六年(1741)，卒年不詳。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舉，后屢試不第。曾當過安徽祁門縣學教官，死于京城。他創作的詩詞、古文、戲曲和小說，在當時都享有盛名。乾隆南巡，官紳們獻演的戲曲，大都是他所寫。其作品大部散佚，留傳下來的有《報恩緣》、《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韜》四種傳奇，以及《薲漁雜著》、《紅心詞》、 《續諧鐸》等，而流傳最廣的就是《諧鐸》，共十二卷，計一百二十篇。

《諧鐸》歷年刊印的版本有，乾隆壬子刊巾箱本、同治五年刊本、光緒十七年上海廣百宋齋鉛印本、光緒二十一年上海書局石印本、光緒二十三年上海文蔚書局石印本、宣統元年上海錦文堂書店石印本、1922年上海會文堂鉛印本、1923年上海梁溪圖書館鉛印本、1929年上海書局石印本、1930年上海大中書局鉛印本、1932年上海新文化出版社鉛印本，另有花近樓叢書本、清代筆記叢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以及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本。

《諧鐸》是受《聊齋》影響產生的作品。沈起鳳在作品中寫了大量耳聞目睹的奇聞逸事。雖有狐有鬼，亦真亦幻，但“其中記載，頗多征實” (蔣瑞藻《小說枝談》卷下引《摶沙錄》)。

作者的寫作有明確的目的。《諧鐸》的意思是借嬉笑談事來行勸戒警世之實 (鐸是古時宣教政令時用以警眾的大鈴)。作者很清楚，“史貴鐸而不諧”，即雖有矯正不良世風的美好愿望，但由于不善于用使人喜聞樂見的方式，所以很難起到應有的作用;“而說部則諧而不鐸”，缺乏正確道德觀念的指導，反而更會敗壞人心。所以兩者應該結合，使“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諧者并不覺其鐸也”(以上引文見《錢湘舲序》、《殷星巖序》)，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作者的道德觀念。在具體敘寫時，作者的這一意圖可說是完滿地實現了，這從作品的結構可以看出。每篇作品都是前邊一段故事，其后是以“鐸曰”引發的議論。前之“諧”與后之“鐸”的思想驚人的一致，議論中的道德訓誡往往正是故事的寓意。因此，中國古代——尤其晚明——小說家們經常有的困惑，即既要堅持道德立場，又津津樂道地描寫非道德的東西，兩者出現巨大的反差和矛盾，在《諧鐸》中幾乎是沒有的。正因如此，鑒賞《諧鐸》便可以從鑒其“鐸”而賞其“諧”入手。

作者長期飄泊在大江南北，接觸到較為廣泛的社會生活，這些在作品中有所反映。但他是從特殊的角度，即“宋儒妙理”——理學的道德規范來評判種種現實問題。

中國傳統的封建道德觀念是以儒家學說作為支柱的。而儒學作為一種社會倫理學說，核心是維護社會整體的諧和穩定。有人把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社會只有改朝換代的循環而無歷史意義上的進步，歸咎于儒家學說，不是沒有道理。而作為一個恪守傳統的儒生，作者正是以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和諧作為出發點和歸宿，來架構其道德觀的。

家庭是社會的縮影和細胞。家庭的穩定，關系到社會的穩定。作者把有關家庭的道德，作為他整個道德觀的基本構件。《諧鐸》中有許多寫男女之愛與婚姻家庭的作品，系統地體現了作者維護家庭穩定，從而維護社會穩定的道德主張。其主要著眼點，在于承認婦女與男子有某種相同的權力和義務。《營卒守義》中的陸某在當營卒時，與相貌異常丑陋的婢女寵奴定親。由于一度窮困潦倒，未能迎娶。陸某后因武功屢屢升遷，當上裨將。回歸迎娶時，寵奴已成六十多歲的老太婆。旁人勸他另謀新婦，他回答道：“昔賤今貴，仆命即彼命也。至面目可憎，仆初聘時，已詳悉之。若以衰齡暮齒，則蹉跎之罪，應歸于仆，又豈彼之咎乎?”可謂義正辭嚴。但是，陸某與寵奴的相互忠貞不渝，并非是偉大的愛情。恰恰相反，只是一張毫無感情色彩的冷酷的道德契約。雙方一旦認可了這無形的契約，便失去了自由，終生成為契約的奴隸。魯迅在《二十四孝圖》中將鬢發斑白的老萊子為使老母開心而撒嬌作癡稱為“把肉麻當有趣”，而我們讀到“結縭之夕，揭巾平視，象服珠冠，儼然命婦。及卸裝就寢，數莖白發，毿毿復頂，自額及踵，略似人形而已”時，不禁會感到，這真是把殘酷當正義。

作者稱羨恪守封建道德的男女，必然要反對逾越男女之大防的行為。在封建社會中，男子通常是非正當性行為中主動的一方。因此，作者譴責的矛頭也總是對著這種男子。《色戒》和《菜花三娘子》，都是寫丈夫對妻子不忠，經常在外尋花問柳，因而其妻也如法炮制。作者認為，這種事之所以不可為之，是因為“淫人妻者，妻亦得淫人報”，會造成家庭內外關系的紊亂，更何況“奸與殺近”，給社會造成極大的威脅。值得注意的是，兩位妻子都未因此而被休，一個是“歸家后，與妻頗敦琴瑟。倡樓伎館中，亦杳無某生跡矣”;另一個是其丈夫說道：“此婦之不貞，亦上天所以報我也。汝請速歸，仍完夫婦之好。”只要家庭恢復了正常，從而可以作為健康的細胞在社會肌體中發揮功能，即使違背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信條也可以容忍。

但這決不等于說作者認為婦女的貞節是無關緊要的。《兩指題旌》贊美了一位年輕守寡，將獨子撫育成進士的女子。這位女子一度被守節與欲望之間的沖突折磨得痛苦不堪，于是深夜去叩開借宿在家中的士子居室之門。遭到了士子的嚴辭拒絕。她搶身欲入，士子急忙關門，夾痛了她的兩指。她回房后自省，“羞與愧并，急起引佩刀截其兩指”。欲望被壓抑了。自此她心如槁木，一心苦守。最終被官府旌立為節婦，予以表彰。作者并未將這位節婦寫成“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地地道道的一位“轉變中的人物”，因此可以認為，在作者看來，人的欲望有一定的合情性。實則有史以來，人們便生活在欲望與社會規范的沖突中，這并非弗洛伊德輩的發明，而是個基本事實。這兩者大概數中國人概括得最好，曰“情”與“理”，或曰“天理”與“人欲”。但在中國后期封建社會中，卻解決得很差勁，要求什么“存天理，滅人欲”，即以對個人欲望的扼殺來換取社會的穩定。然而欲望既是人的本能，一味地壓制又怎能完全做到?

所以，作者顯然沒有相信欲存天理，必滅人欲一套，而是努力尋找兩者之間的最佳調適點，因而對婦女的守節問題采取了較為通達的態度。《節母死時箴》與上述故事基本相同。女主人公在欲火難禁時，也是懸崖勒馬，終生苦守，終于得到節婦美名。但是她在臨死時，卻將一生因之產生的痛苦告白孫子和曾孫輩的媳婦，并留下遺囑：“守寡之難，勿勉強而行之也。”所以她“后世宗支繁衍，代有節婦，間亦有改適者”。正因她的家庭中實行了這種愿留愿走，悉聽尊便的政策，所以“百余年來，閨門清白，從無中冓之事”。對個人欲望的過度壓制，會產生相反作用，不利于家庭和社會的穩定。因此作者認為，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私奔這“至今猶有余臭”的事，責任在“卓王孫勒令守寡”。大約作者自己發現已經走得太遠了，有“得罪名教”的嫌疑，于是趕緊辯白道：“昔范文正(仲淹)隨母適朱，后長子純祐卒，其媳亦再嫁王陶為婦。宋儒最講禮法，何當時無一人議其后者?”終因自以為與宋儒立場一致而心安理得。

在婚姻和家庭關系問題上，中國的封建傳統保留最牢固。因此，作者在對現行的禮法制度做了一些小修小補——可以預期，肯定會受到歡迎——之后，當然可以認為，他已經比較圓滿地解決了“情”與“理”的沖突。平心而論，這在解決后期封建社會日益尖銳的婚姻家庭矛盾方面，不失為一味良藥。但是當他在當時城市經濟繁榮，商品經濟的潮水洶涌而來時，列祖列宗給他的那套道德觀念便不足應付了。

建立在小農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對商品經濟是本能地加以排斥的。因為在商品化的社會中，真正的神明是萬能而又萬惡的金錢。在那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觀念要退避三舍，是不吃香的。《鄙夫訓世》中那個富翁，便清醒地看到了聚斂金錢與綱常名教之間這種你死我活的關系。他總結自己經商致富的經驗時，便公然攻擊“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仁為首惡，博施濟眾，堯舜猶病; 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卻幾多揮霍。匹夫仗義，破家傾產，亦復自苦;我見利則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禮尚往來，獻縞贈纻，古人太不憚煩;我來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著。智慧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終身只須一味混沌，便可長保庸福。若千金一諾，更屬無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機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無造門之請。”真是篇絕妙的《私有制宣言》。正是因為他將綱常觀念徹底打翻，因此才能從“挾千金至吳門作小經紀”的小販，迅速成為“積資巨萬”的豪富。要臉難得錢，要錢莫要臉，這便是商品化社會的法則。而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便是封建社會的崩潰——至于當時在中國能否實現，那是另一回事。但對作者來說，這種可能性顯然是存在的，因此，在《諧鐸》中，有十分之一左右的篇目是詛咒金錢和商人的。《蜣螂城》是一篇諷刺性寓言。遍體噴香的書生荀某偶隨商船出海到一島。島上充滿臭氣。而島民銅臭翁等人卻認為荀某臭不可聞。荀生來到了以糞涂墻，遍布蜣螂的城市，不慎跌入糞坑。經過這一番意外的洗禮，渾身氣味改變，因而立即被島民接納。富商馬某招他為婿，當他啟程返鄉時，又贈赤金數錠。但荀某回鄉后，卻因奇臭而受到家鄉人的憎惡，最后懷抱金錠而終。通過這個書生被銅臭氣熏染的故事，作者表達了他對金錢極度厭惡的心情。

金錢是丑惡的，追逐金錢當然是危險的。某奇客施絕計將一枚銅錢變成車輪大小，然后離開。一個無賴透過錢眼看到仙女們翩翩起舞的場面——可謂錢中自有顏如玉，不知不覺地將身子從錢眼中探過，至腰部時突然卡住。隨后，錢便不斷縮小。幸好奇客及時趕到，無賴才免于一死。作者借奇客之口向一切已鉆或欲鉆錢眼的人發出警告：“廉為生門，財為死門。渠已從死門入，尚望從生門出耶?”

作者認為，商品經濟的侵襲，應以傳統的儒家道德對抗。首先應當修身養性，守身如玉，自覺抵御不良思想的腐蝕。《燒錄成名》中的石韞玉，是作者崇拜的楷模。他“凡遇得罪名教之書”，皆“拉雜摧燒之”。甚至將老婆的金手鐲賣掉，買來三百多部“前朝掌故，名士著述，無可訾議”的《四朝聞見錄》燒掉，僅是因為其中收有“劾朱文公(熹)一疏”。

但是個人的作用畢竟有限，而更根本的辦法是建立一支恪守傳統的強大官員隊伍。《道人神相》體現了經商致富與讀書做官兩者之間截然對立的關系，要求一切有為之士應放棄前者，選擇后者。江陰某富翁四十余歲才得一子。相士稱這個孩子將來會有官運，但必須以消財為代價。富翁精心培育孩子讀書，雖耗盡家財在所不惜。后來兒子果真登榜。然而這個兒子并未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樣拯危繼絕，而是居官半載，一病而亡。他一家也死于饑寒交迫中。這個故事的結局有很強的象征意義：靠讀圣賢之書，經過科舉成為有正統封建道德官員的道路，已很難走通。作者在故事最后打氣的話“榜上名題，床頭金盡”，“望子克家，寧甘破產，卒至填溝壑而不悔，翁亦人杰矣哉!”也徒然是精神勝利法而已。

正因如此，士子們不去讀書求上進，而是鉆進了錢眼，使得經商致富在與讀書做官的人才爭奪戰中，不斷擴大陣地。上述《蜣螂城》中荀生的變化還是個暗喻，而在《書神作祟》中，作者直接表示了他對這種狀況的反感擔心。某生因祖上世代業儒不能致富，便棄學經商。書神顯圣，告誡他：“若不早脫腰纏，則銅臭逼人，斯文淪喪，禍將及汝。”書生雖被書神作祟燒死，但作者的希望卻沒能在現實中取勝。

當然也有恪守傳統道德的讀書人渴望讀書做官，作者便是其中之一。但由于種種原因，最主要的便是科舉制的弊病，使他們的理想落空。作者揭露了科舉場中的黑暗和做官途徑的荒唐，從而導致官場腐敗叢生的現象。

桃夭村是作者虛構的海外某地。那里“山列如屏，川澄若畫。四圍絕無城郭，有桃樹數萬株，環若郡治。時值仲春，香風飄拂，數萬株含苞吐蕊，仿佛錦圍繡幄，排列左右”。真是美若仙境的世外桃源。當地官府在這春暖花開之時，開女科場和男闈。女子“以面目定其高下”，男子“試其文藝優劣，定為次序”，“然后合男女兩案，以甲配甲，以乙配乙，故女貌男才，相當相對”。應該說，這是非常公平的科舉方式。但結果卻是女無貌者與男無才者當上了狀元。原因是官府索賄，以錢多少定名次。這多少還有個名義上的考試，更有甚者，干脆直接以錢實官。《鏡里人心》中的某富商之子，先天被銅臭之氣迷塞七竅。雖經高手療治，但“文字竅”卻未能打開。因此，雖“聰慧勝于曩日，惟讀書不能成誦”。而這個文盲，因其父“納資捐職”，竟然也當上高官，“以布政司理問終”。

除了靠錢，便是靠門路，朝中有人好做官。甚至有時鬧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劇。一個去某地主持考試的官員，臨行前去問座師某尚書有無需提掖者。尚書放屁抬身，考官疑其有密事相囑，探身向前詢問。尚書見狀答道：“無它，下氣通耳。”于是，一個卷子答得一塌糊涂，但姓名卻是夏器通的生員便高中了(《泄氣生員》)。

還有的干脆靠運氣。一個官府的下役熟讀了家中僅有的一二十頁書，竟多次對疑難問題對答如流，被上司當成飽學之士，“拔充禮書”。此公學問不大，但卻深諳“權力不用，過時作廢”之道，“不一年，致千金產”。所以作者借某生之口嘆道：“文人命運所到，享重福而邀厚名，皆此類也。” (《騾后談書》)

官員的來源烏七八糟，官場自然清凈不了。作者本指望靠他們恢復傳統道德的一統天下，遏止物欲橫流的世風，但他們卻偏偏在見錢眼開方面，與商人同流合污。《棺中鬼手》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某縣典史死后，其棺與一些窮人之棺一起放在某寺院內。半夜三更，各棺內都伸出手來，向借宿在這里的人討錢。眾鬼均以一錢為滿足，只有典吏討了數百文錢仍嫌不夠。這正是貪官污吏們的寫照。

還有一些官吏，只知一味阿諛奉承上司，以求得進身之階。以至于乞丐為討得財物欲學習諂媚之術，高官家里的客人成為最好的教師(《貧兒學諂》)。

作者在耳聞目睹了當時官場黑暗腐敗的大量現象后，對整個官僚階層可以說徹底失望了。以至于認為，關押在地獄中的餓鬼全部逃到人間，其中大部分當了縣令(《森羅殿點鬼》)。“牛信(權奸嚴嵩門下班頭)之鬼益厲，化為千百萬億身，血食天下矣!”(《黑衣太仆》)

官場被無知無能，貪財好賄，阿諛好諂之輩把持，而作為維護傳統道德的另一支生力軍和官員后備軍的“名士”隊伍狀況，也好不到哪里。他們淺薄無知，庸俗無聊，只會排斥異己，附庸風雅。《窮士扶乩》所寫的那個馬顛，“能詩，工詞曲”，只因是個窮士，所以“饑軀潦倒，薄游于揚，以詩遍謁貴游，三載卒無所遇”。于是，他闖入一個名士薈萃的盛大宴會，詭稱明代文豪康海的陰魂附身，借扶乩當場作詩。“諸名士齊聲贊嘆”，“席上互相夸獎，刺剌不休。且有引喉按拍，作曼聲以哦者”。真是洋相百出。趁此機會，馬顛拿出自己的詩稿，請諸名士過目。被諸名士嘲為“此窮儒酸餡耳，何足言詩!”后來發現他們贊不絕口的康海之詩“儼然在列”，馬上“默然不語，相顧色變”。正因如此，作者認為，名士之流與妓女是一路貨色，靠沽名釣譽來混世。(《名妓沽名》)

因此，那些真有滿腹詩書和濟世之才的人報國無門，只能沉淪民區，如同《儒林外史》 中的四大市井奇人與沈瓊枝一樣。他們中有的只能以淵博的學識作為乞討的資本，靠給過路人講解古書典故來換錢過活 (《車前數典》)，有的甚至淪為竊賊(《能詩賊》)。不能參加科舉，因而也根本不可能進入各級權力結構的婦女中，也大有人才。葉佩纕才氣橫溢，妙語連珠，解“矮”會意委矢，應讀如“射”;而“射”系寸身，故應為“矮”。雖是戲語，但可見其智慧的不凡(《蟲書》)。

但是《儒林外史》中的四大市井奇人身上總還寄托著作者對黑暗人生的一線光明希望，而《諧鐸》中的才子才女們卻回天乏術，不能挽狂瀾于既倒，只能在窮愁潦倒中了此一生。正如葉佩纕十六歲夭折，其才華只能用在地府里吟詩作賦而已。作者在這些才子才女身上，顯然寄托有自己懷才不遇的身世之感。

既然命運沒有給作者以及同他一樣的既恪守傳統道德，又富有才華的人提供任何修補已經千瘡百孔的社會的機會，使他們的社會理想無法實現，那么，就只能采取逃避態度來對付。這是人生的最大悲哀。當年孔子在到處碰壁后曾哀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此時，作者選擇的歸宿是皈依宗教。不能兼濟天下，只好獨善其身。《諧鐸》中有一些篇章帶有自傳性質，透露出他晚年信佛后的心境和思想。《腦后淫魔》寫作者陷入宗教迷狂后產生的幻象。他入定后覺得腦后之眼張開，看到幾位自己在劇本中創造出的女主人公來勾引。她們發現已被腦后慧眼看破，化成一堆敗紙散去。作者“歸家后，燒其曲譜，不敢以歌場綺語，至疑生平之有遺行也”。而《葛九》和《嬌娃歸佛》所寫的都是風塵女子。她們一朝回頭，割斷情絲恨縷，終身牢守青燈古佛，嚴持清規戒律，與世無爭，心如死灰，只寄希望于西方凈土。這無疑也是作者給那些與自己處境相同的知識分子指出的道路。

作者是個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所以寫出的小說有很濃的書卷氣。用純熟的文言文，從容地創造出雅致的意趣，當然個別語涉淫穢的作品不在此列。閱讀時，如在冬季漫天風雪的時候，坐在鄉間瓦舍中的火爐邊，聆聽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娓娓講述其生平經歷和世相諸態，雖無海潮來去般的大張大弛，卻如山間流水清澈叮咚，令人賞心悅目。人們不一定接受他的道德觀念，正如現代老年青年之間有代溝，但是不能不被饒有趣味的故事吸引。所以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七引《青燈軒快譚》贊道：“《諧鐸》一書，《聊齋》以外，罕有匹者。”這是作者自覺地遵守了古代文言小說的創作規律取得的成就。

在構思、情節和結構方面，所有入選作品都是有頭有尾的完整故事，與《聊齋》中有許多三言兩語的逸聞不同。因此《諧鐸》更符合現代意義上的小說觀念。作者遵循嚴格的順敘模式，圍繞一事，組織沖突，單線發展，首尾相應。所以作品凝煉集中。其中的精彩之作，能在尺幅之內掀起波瀾，扣人心弦。《奇婚》最能代表這方面的特色。作品以書生文登與岳父的沖突為主線，組織了一系列矛盾沖突，情節曲折，故事生動，引人入勝。

作者將創作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故事情節方面，因而不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不刻意塑造人物形象。但在故事情節的進展中，經常根據人物的性格、職業、身份和特長，用白描手法進行外貌、行動和語言的摹寫。寥寥數筆，活靈活現。而一些諷刺性人物寫得尤為成功。

同是描寫名妓，一個是“面粉斑斕，唇脂狼藉，累然碩腹，大如三石缸;大步而前，仿佛運糧河漕船過閘也”(《名妓沽名》)。另一個是“兩鬟堆茉莉如雪，著蟬翼衫，左右袒露，紅墻一抹;下曳冰綃褲，白足拖八寸許蝴蝶履。見客來，不甚酬接，摩兩臂金條脫錚然作響”(《蘇三》)。都俗不可耐。但作者還是寫出了兩人的鮮明個性。前者倚仗著自己“床席實工夫”名噪一時，所以目空一切，根本不屑于修飾裝扮，而仍是來者如潮。后者則是憑姿色當上“文狀元”，身價隨姿色而定，所以刻意修飾打扮; 娼家是靠來客養活，因此雖自鳴清高，但又不得不挖空心思玩些小把戲來引人注意。

作者很善于根據人物的身份，設置一個最能表現其獨特性的場景，讓他展開行動，其個性特點自然凸現。

焦奇力大無窮。“一日入山，遇兩虎帥一小虎至。焦性起，連斃兩虎，左右肩負之，而以小虎生擒而反。” 但正是這個壯士，卻被一只貓搞得焦頭爛額：“倏有一貓，登筵攫食，腥汁淋漓滿座上。焦以為主人之貓也，聽其大嚼而去。主人曰：‘鄰家孽畜，可厭乃爾!’亡何，貓又來。焦急起奮拳擊之，座上肴核盡傾碎，而貓已躍伏窗隅。焦怒，又逐擊之，窗欞盡裂，貓一躍登屋角，目眈眈視焦。焦愈怒，張臂作擒縛狀，而貓嗥然一聲，曳尾徐步，過鄰墻而去。焦計無所施，面墻呆望而已。”(《壯士縛虎》)擒虎易如反掌，搏貓窘迫不堪，一個性格暴烈自負，而又頭腦簡單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有時甚至采用夸張的手法突出所寫人物的某些性格特色。有那么個縣令見了上司是如此動作：“某(縣令)投謁，稟見時，同僚具在。某即于儀門唱名，膝行至堂上，叩頭以千百計，額上磊塊墳起若巨卵。叩畢，袖中出金珠，潛置座下，又匍伏不起。公(上司巡撫)有怒色。某仰首啟白曰：‘大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怕婆縣令》)雖說經過哈哈鏡的折射，人的面貌外形有了變化，但其基本特點總還在。如果哈哈鏡中完全是另一個陌生人，人們照時也不會“哈哈”了。

特別是在只用一兩句話便能寫活人物方面，作者的本領是驚人的。草鞋四相公強占了某民女，因此設酒宴慶賀。雖說他“錦袍烏帽，絕類貴官”，卻因腳穿草鞋受到了來客的羞辱。于是，他出外偷了一雙靴子。作者這樣寫他得勝回朝：“曳吉莫靴，鏗然而至;翹其足置女膝上，顧盼自豪。”一副小人得志，不知廉恥的嘴臉。

《諧鐸》的語言成就也很突出。人物描寫語言已如前述，這里再只談其敘事與狀物的語言。

敘事語言平實曉暢，顯得從容不迫。如《賽齊婦》中寫妻子尾隨夜間外出的丈夫一段：“一夕，鮮衣華帽，軒然而出。婦躡其后，見匆匆入一枯廟去。亡何，短衣草履，發挽作旋螺狀，悄步而行。至僻巷，有墻壁頗峻，出斧鑿丁丁半晌，灰磚墮落如腐。俄成一穴，大僅如斗，某探首蛇行而進。婦急歸，喚集婢媼，盡易男裝，自乃高冠華服，偽作巡夜官;命婢媼取架上紅帽戴之，并挾竹篦出門而去。至僻巷，伺于墻下。四更許，某從穴中出。眾擒縛而前，俯伏不敢仰視。曳下責二十板，提裈而起。四圍周視，而官役輩不知何往矣!”忽而夫，忽而婦;忽而家，忽而外。人物和地點來回變換，但敘事線索卻一絲不亂，有條有理。雖不帶感情色彩，而貶義自在其中。

作者擅長詩詞的創作，所以在狀物寫景時，常有清新可喜之句。“時秋河亙天，露華滿地，疏星明滅，隱紅樓半角”(《十姨廟》)，駢散相雜，寫景如畫，極富韻律美。曾孝廉夜投留智廟，步出門外，“見垂楊夾岸，長板紅橋，斜橫春水。旁杏花數十樹，有翠鳥啁啾其上。曾踏橋度岸，見一家園門洞開。徐步而入，文窗窈窕，繡閣參差。循廊曲折，直達內寢。珠箔數重，瓊鉤斜卷。水晶屏后，設珊瑚床一具，海紅帳垂垂未下。角枕錦衾，麝蘭噴溢。左橫梳妝小幾，鏡匣未收，粉奩半啟。膽瓶內碧桃小瓣，妥落脂合旁。”(《夢中夢》)以曾孝廉的行動和目光所及為序，由遠及近，從外而內，用充滿詩意的語句，創造出恍若仙境的氛圍，使人不得不嘆服作者驅遣文字的功力。

正因作品在藝術上達到較高的水準，所以行世以后，雅俗共賞。吳梅就此評論說：“生平著述，以《諧鐸》一書最播人口，幾婦孺皆知。”(《薲漁四種曲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