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李瓶兒》解說與賞析

對生存與死亡的思考，是文明人心智發展的一個永恒的主題，但是這個問題留給不同時代的民族或群體的心理投影卻很不一樣。對長期浸淫于中國文化的古代文人來說，生死問題往往被納入綱常道德的范疇，使人成為責任和操守的一種形式，所以在他們的意識中，如果生死問題不涉及綱常道德——在男人是氣節，在女人是貞操——那么幾乎是沒有討論意義的。除此之外，他們對生死問題就基本采取一種超然或者說回避的態度。反映在文學上就是生命意識淡化和抒情化，以造境代替寫實，喜歡抒寫人生的空漠和悲涼之感，不大愿直接涉及死亡的嚴酷現實。即使是小說寫到死亡，也大多強調其道德意義，有意無意地回避個體的感性心理，用不同方法轉移對死亡的觀照。這和基督教文化那種直面死亡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西方近代作品，比如莎士比亞的悲劇喜歡凸出死亡的生理痛苦與恐怖場面，強調個體對死亡的體驗;托爾斯泰的三巨著，圍繞著死亡與復活來作文章，引導人們直面現實的思考，不用一點含蓄和朦朧，在中國是很難找到的。如果說有例外，那么《金瓶梅》倒可以算一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金瓶梅》是以人物死亡為結構線索并試圖通過死亡來探討人生終極意義的一部小說。《金瓶梅》寫了那么多死事：武大、花子虛、宋惠蓮、官哥、李瓶兒、西門慶、潘金蓮、陳經濟、春梅……作者常常通過死亡來總結人生，并不厭其煩地向我們介紹他們死亡的過程和情狀，強迫我們體驗人生和死亡的痛苦。這對我們的接受系統來說，無疑是一種刺激和挑戰。在這其中，除了西門慶之死，大概就數李瓶兒之死的描寫最容易令很多讀者反胃了。

李瓶兒是西門慶最后娶的一個小老婆，在她之前，西門慶已有了五房妻妾，依次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這個女人的死不具有絲毫道德的意義，比如節操什么的。但作者卻花了三回書的長長篇幅叫我們領略這種微不足道和丑惡的死亡，第59回，李瓶兒的一年零兩個月的兒子官哥在這個整日價鬧攘攘的家庭中折騰死了，李瓶兒幾次哭得昏過去，棺材出門，又一頭撞在門底下，磕破了頭，潘金蓮見死了孩子，每日精神抖擻，百般稱快，還指桑罵槐刺激她。憂戚加上氣惱，使李瓶兒漸漸心神慌亂，夢魂顛倒，茶飯也減了。第60回開始，她已經是一病不起，重陽節家宴的時候，她扶病參加，“恰似風兒刮倒一般”，酒也喝不下，坐一回就暈，回房坐凈桶撞倒在地，就再也不能起床。不久，她就“面如金紙，體似銀條”，探病的人摸到她身上又都是骨頭，她雖然還在茍延殘喘，但家里的人都知道她已是要死的人，開始張羅替她買棺材了。她的病是很丑惡的，下體不斷地流著血，用草紙墊在床上吸，濕透就換，腐臭的氣味充滿房間，不斷燒著的薰香也辟除不了。

接近死神的這個少婦只有二十七歲，但她的一生卻是那樣的不堪回首：她是正月十五生的，那天人家送了一對魚瓶來，所以小字喚作瓶姐。西門府里的人稱她為“六娘”，那是她改嫁西門慶以后的事。早先，她是大名府梁中書的小妾，梁山好漢破大名的時候，她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上東京投親，嫁給了花太監的侄兒花子虛，隨告老的花太監到故鄉清河縣居住。繼承了花太監遺產的花子虛很富有，不干營生，終日蕩魄飄風，耽于花酒，把李瓶兒甩在家里，西門慶趁機勾上了她，兩家宅院緊挨，西門慶就經常爬過墻頭和她幽會。后來花家兄弟為爭家產鬧內訌，花子虛遭了官司，李瓶兒把三千兩銀子和四箱珍寶偷運到西門慶家，待花子虛破財回家，李瓶兒更是一心想跟西門慶，不斷地欺凌自己的丈夫，終于使花子虛氣惱而亡?；ㄗ犹撍篮?，西門慶因遭事故顧不及去娶她，她竟在短時間內招贅了醫生蔣竹山，又嫌這個醫生不愜意逐出門去，這才巴巴地嫁到西門慶家里來。

兒子的夭折使李瓶兒聯系到自己一生的痛苦和罪孽，她的夢把這種心中的萬千思緒深深地表現出來： 她夢見前夫花子虛一次次抱著官哥來對她說，房子已經找好了，催她快些去同住?；ㄗ犹摵凸俑绫緛頉]有什么關系，是她的罪孽感把這兩個人連在一起。做完夢，她就怕得很，怯生生地告訴西門慶，又不敢提花子虛的名字，只說“他”和“那廝”，說“死了的”。罪孽感沉重地壓加她的心上，咬嚙著她的靈魂，但她還不想死，聽說有法師能驅邪，就催著西門慶快快去請。過去，正是因為這個漢子的勾引，她才背叛丈夫，現在丈夫來索命了，她自知理虧，卻仍然癡心地愛戀著這個漢子，希望能和他廝守，即使不能終老，多幾年也是好的。在臨終的床上，她深情地叫他“我的哥哥”，她虛弱得不能哭出聲了，仍用瘦得“銀條似”的胳臂扯著、摟著西門慶。這是中國小說里未見過的熱情，于是有人將這兩個沉湎于欲海里的癡魂比之《神曲》里保羅和法朗賽斯加。

是的，李瓶兒和西門慶也都是應該下地獄的角色。按照中國傳統的宗法制度，即使是正妻的意義也主要是倫理的，性關系被限制在最低層次上，還要排除欲的成份，因此，李瓶兒這種包含著強烈性欲的癡情當然是邪惡的，更何況還因為這種癡情她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呢。有人認為，《金瓶梅》這部書的主題是通過人生的罪惡和痛苦來揭示佛理的，因為佛教認為人生的罪惡和痛苦主要是由“六根本煩惱”引起的，所謂煩惱即迷惑，人類因迷惑而造諸惡業，受種種的痛苦。六根本煩惱指“貪、嗔、癡、慢、疑、不正見(惡見)”，貪、嗔，癡又被稱為“三毒”。西門慶的作惡是因其“貪”，潘金蓮“嗔”心太重，李瓶兒的故事，突出表現的則是“癡”。這雖然有一些道理，卻并不十分準確?！督鹌棵贰返淖髡叽_實很強調宗教論證，但是作者宗教意識的純度實際是很令人懷疑的。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中國人從來就很少純粹的宗教觀念，中國的宗教，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泛宗教”，人們并不十分拘泥于什么教理。比如，在佛教看來，“癡”是愚癡迷昧，智慧閉塞，并因之起諸惡見，實為三毒之總根，能肇傷天害理之事，死墜畜生道中。而《金瓶梅》中李瓶兒“癡”的表現實際上不過是一般人所說的癡愛、癡心的意思。再如《金瓶梅》作者講輪回因果，卻又對造諸惡業的狗男女很慈悲。整個故事完結的時候，眾罪人血淋淋地來到普凈禪師那里聽候發落，和尚并沒有罵他們，也沒有遣他們下地獄，而是放他們投生，等待來世中的善行潔凈他們的靈魂。因癡而造孽的瓶兒并沒有入畜生道，關于她的三生，照陰陽的徐先生在她死后觀看的黑書判得十分明白：“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為女人屬羊。稟性柔婉，自幼陰謀之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 先與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氣;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指揮家為女，艱難不能度日;后耽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 因此，與其說《金瓶梅》作者之寫瓶兒的罪惡和痛苦是論證佛理，實不如說他不過是用和舊時一般中國人差不多的文化觀念來解釋人生的罪惡和痛苦，這雖然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卻不免膚淺，倒是他所寫出來的人的罪惡和痛苦本身，因為是小說家基于生活的真實的創作而顯出藝術的深度。

從徐先生的黑書判斷來看，李瓶兒的三生確實沒有多少幸福可言。就拿今生來說，父母雙亡，六親無靠，先是作妾受氣，又夫婦不投，費了那么多周折來到西門慶家，一進門漢子還折磨她，一連三日不入她的房，還脫光她的衣服抽她的鞭子。雖然不久她成了寵妾，又因最先為主人生下男孩而大出風頭，加上私房錢多得很，大把大把地送人花用，贏得了仁厚的好名。但是，災厄也伴隨著這一切纏繞著她。面對潘金蓮凌厲的攻勢，她沒有反擊的能力，有時偷偷對人訴訴苦，有時就只有躲著哭泣，所以西門慶也說她連一天好日子也沒過上。這個弱小女子的肉體和靈魂，不是在煉獄，而是在人世遭受著痛苦的折磨，并最終被痛苦所吞嚙。備嘗人間痛苦的何止一個李瓶兒。第66回黃真人為瓶兒煉度超生，提及十類孤魂：陣亡而死的，饑死的，客死的，刑死的，藥死的，產死、屈死、病死、溺死、焚死的，映現的不正是現實世界無所不在的痛苦嗎?

痛苦普遍存在，這是《金瓶梅》作者從對生活的觀察中得出的結論，他的小說處處想說明這一點。它吸引著作者去探尋人生痛苦的根源。但是，這個問題對文明人的心智來說，同樣是一個大題目，誰能提出永恒的答案呢?佛教認為人之大患在“有身”，萬苦皆因生命，所以佛教的“四諦”以苦諦為本。西方的叔本華也說：“人生來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質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人的本質是什么，他認為就是“欲求和掙扎”。薩特則進一步指出：“人類的痛苦、需要、情欲、勞苦是一些原先的實在，它們是不可克服的，也不是知識所能改變的。”我們不知道《金瓶梅》作者是怎樣想的，但人世萬惡萬苦的根源僅僅用道德的墮落是解釋不了的，情欲是人與生俱來的東西，它的存在的合理性理應得到首肯。因此，不管《金瓶梅》作者有著多么高尚的道德意識，也不能完全泯沒他作為時代生活參預者的直覺感受。我們看到，雖然他很想對李瓶兒的一生做宗教論證，也不乏道德的批判，但他的筆下對瓶兒人生的痛苦常常表現出同情，甚至為她邪惡的癡情所感動，這大概與但丁對保羅和法朗賽斯加的態度差不多，但丁不是既讓那對負罪的男女下地獄，又禁不住為他們而昏厥嗎?

按照我們的看法，李瓶兒的痛苦，西門慶應該有很大的責任，但是瓶兒的認識卻使我們失望，我們看不到她的覺醒，看不到她的抗爭。明明是西門慶這個惡人引誘了她，甚至她的病也是西門慶造的孽，但是這個笨女人卻至死不悔，甚至死后亦不悟，她的鬼魂還一次再次地來到西門慶的夢里，還與他歡好。瓶兒的這種不可救藥當然容易引起人們的道德義憤，但也說明瓶兒人生的大痛苦在于她的欲心太重，邪惡的情欲不僅和她的生命亦和她的靈魂膠結在一起。曾經有人批評《金瓶梅》李瓶兒性格的描寫，認為她在進西門慶家之前是陰險惡毒的淫婦，到了西門慶家卻變成了善良忍讓的婦女，很矛盾。其實作者正是以情欲為契機來把握人物性格的變化的。這個女人稟性柔婉卻又欲心太重，她的情欲在花子虛和蔣竹山身上寄托不來，于是心理上由厭惡而生毒心，導致外在的進攻型性格;等到了西門慶家，她的情欲已有所附麗，完全滿足，她不是告訴西門慶“你就是醫奴的藥”嗎，這就使她失去進攻的目的和心理的力量，因愚鈍而顯出懦弱就不可避免了。

這個女人柔弱的表現，至少還可以說明她雖然欲心太重，但比起潘金蓮，她的人性的異化還沒有到那么嚴重的程度。她身上的人情味——假若我們不以道德為背景來考慮問題——常常使人感動。作者似乎也不時忘掉自己的道德意識，不叫她下地獄，甘愿和她一道體驗人世痛苦的折磨，李瓶兒之死的描寫正表現了作者和瓶兒一樣對充滿痛苦的生命的留戀。當死亡的孤寂環繞著這個垂死的少婦的時候，我們看到周圍的人怎樣各為其私過著自己的日子，享受著生命的歡樂。重陽節來了，合宅照樣設宴，接了申二姐來唱小曲，一套又一套，還強請出李瓶兒湊熱鬧來助大家的玩興。西門慶仍然外出飲宴嫖蕩，一趟趟跑到王六兒家去濫淫。干女兒吳銀兒是個妓女，不愿意來探病，她想多賺幾個錢;老出入西門宅的王姑子倒是來了，帶了點粳米和干餅，近來她和薛姑子為分印經的銀錢有了糾紛，見面就在病人面前羅羅唆唆罵這個老搭檔;從前拉過皮條的馮媽媽，遲遲地也到了，進門就和那些不正經的丫環取笑。醫生一個個來診治，各說醫理，擾攘一番，又一個個走了。就在這鬧攘攘的孤寂中李瓶兒為自己安排著后事，“教迎春點著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銀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匹綢子，‘等我死后，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謫具^馮媽媽來，向枕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又叫過奶子如意兒，丫環迎春、繡春，也都給了銀錢財物，為他們一一解決自己離去以后生路的安排。過后，傷感地告別西門慶、吳月娘，對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也“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她要最后干預生活，撫摸一下這些零碎的人世關系，使她生命的痕跡盡可能保留長遠一些。

情欲、痛苦，這些“原先的實在”，對個體生命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精神負擔，一方面又是生命個體存活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能夠感受到生命的極度痛苦正是植根于對生命的愛，愈是熱愛生命，對生命所賦予的痛苦感就愈深刻，這正是人類的悲劇處境。而對個體生命意義的看重，是人類自身的一種覺醒。西方基督教喜歡宣揚天國的幻夢，叫人們忍受人世的痛苦，通過死亡走進天國的光輝，文藝復興時代的薄伽丘卻寫了一本《十日談》，宣揚幸福在人間。傳統的中國文化觀念一向不太相信地獄和天堂之說，但對生命個體實際上也缺少一種執著的愛?！督鹌棵贰返淖髡邊s表現了與傳統觀念不一致的新的人生觀?！督鹌棵贰逢P于李瓶兒命運和死亡的描寫，說明作者這樣的認識： 人生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生命應該屬于個人，因此，即使是普通的，甚至是罪惡的人生也是值得留戀的。這種對個體生命的重視，是某種人性的覺醒，這正是晚明社會思潮影響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