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桃園結義》解說與賞析

現存最早的《三國演義》刻本是明嘉靖間《三國志通俗演義》，清康熙間毛倫、毛宗崗父子改編本初刻時亦稱《三國志演義》，后來有人無端于題目中去掉一個“志”字，這部小說才被通稱為《三國演義》。“演義”一詞，曾見于東漢人范升對當時名士周黨的攻擊，說他“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后漢書》卷83)這里的“演義”指闡發經義，后有宋人真德秀《大學衍義》一類書，“衍”同“演”，引而申之，“演義”也就有了闡明意理之意。宋元藝人或稱“講史”為“演史”(羅燁《醉翁談錄》)，“演”是“敷演”、“敷衍”，意為“鋪陳講說”。準此，著書人最初擬定《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書名，就至少包含了兩層考慮，一是采用通俗小說形式鋪陳講說《三國志》這部史書，或這段歷史的內容。二是要通過這種內容的描述，闡發某種道理。也就是說作者創作的主旨是既演史、又演義。因為羅貫中的始為作俑，后來一部二十四史逐一被小說家們“演義”了一番。但在小說史上，歷史演義小說雖然競相迭出，林林總總，卻幾乎大多是東施效顰，徒具形式，而少有《三國演義》之藝術魅力。這其中的原因無疑很多，不過其中重要的一條大概是后繼作者無論如何也沒有參透《三國演義》既演史又演義，特別是如何把演史和演義結合起來的奧秘。“鴛鴦織就憑君看，未把金針度與人”。此之謂也。

羅貫中的小說，不是為了復述或歪曲歷史的“演史”，而是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站在時代的立場上，以“演義”為出發點的“演史”;而所謂“演義”，在相當程度上又是羅貫中假于史事所表達的對歷史的現實認識。因此，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不過是借助于一個真實的歷史框架，敘寫或抒寫了他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我們與其說他寫的是一部“通俗的歷史教科書”，實不如說他寫的是一部歷史抒情詩。作為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成功的關鍵或許正在這里。

借“演史”以“演義”，以“演義”貫串“演史”，這就是《三國演義》的藝術辯證法。《三國志通俗演義》第一卷第一則是《祭天地桃園結義》，后來毛本將其與第二則合并為第一回《宴桃園豪杰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無疑是其中最成功的章節之一，而作為一部大書的開端，更顯示出為全書奠基的不比尋常的意義。

漢失其政，天災人禍并作，終于引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這正是群雄競起，導致三國鼎立的歷史契機。當此時候，鎮壓黃巾乃是整個地主階級所面臨的任務，于是州郡興兵，豪強效力，以后的封建割據因此形成，這當然是歷史真實。作者對黃巾起義采取了一種漫畫式的虛寫，而對在鎮壓黃巾中崛起的封建英雄，也只提到劉備、曹操、孫堅——正是后來三國基業的開創者。而作者調動筆墨，正面詳寫的又主要是“販屨織席為業”的所謂中山靖王之裔的劉備及關羽、張飛的桃園結義、白身起家、斬將立功。這些無疑體現了作者的創作構思。

關羽、張飛從劉備鎮壓黃巾也是歷史事實，《三國志·先主傳》中有劉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但整部《三國志》都找不到劉備鎮壓黃巾的起碼情節。《三國演義》所寫的劉關張戰涿州，救青州，勝陽城，破趙弘、韓忠，“南陽一帶數十郡皆平”的赫赫戰功，幾乎全是虛構或移借。特別是劉、關、張的出場戲“桃園結義”，更是沒有的事。雖然《關羽傳》曾提到：“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郡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但《資治通鑒》載黃初二年魏侍中劉曄的話卻說：“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可見劉關張君臣之間關系特殊密切是事實，但卻不可能是“把兄弟”。

這段被羅貫中特別渲染的“桃園結義”故事，實際來源于宋元講史話本《三國志平話》。《三國志平話》大概是宋元“說三分”專家霍四究之類人講史的記錄本，故文字十分簡略。但其名為“說三分”，實際上卻主要演述的是蜀漢興廢故事，三國中的魏吳兩家及其他漢末的人物和事件，只是為了與蜀漢有瓜葛才不得不連帶出現。而整篇故事基本是以虛構情節為骨架，“書史文傳”的歷史不過是演述虛構情節的因由和時間斷限。所以凡重要熱鬧的情節如桃園結義、張飛殺太守元嶠、劉備太行山落草、董成(承)殺十常侍攜首級到太行山招安劉備等一連串故事，大多是史傳無稽的虛構。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時，雖兼祧史傳和講史，但于兩者均有取舍，其匠心之獨運處處可見。惟將虛構的桃園結義列為開篇，更有深意，因為即使在《三國志平話》中，桃園結義也非三國故事之開局。

羅氏的這一安排，或可看作是表明和強調其“尊劉反曹”的正統觀念，但究其實質是為《三國演義》的道德觀、價值觀奠定基調。

《三國演義》不僅寫了桃園結義的過程，還特別列出了他們結義的誓言，劉、關、張誓言中實際強調的是結義形式中包含的內容：“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桃園結義的社會背景是“黃巾倡亂”，他們結義興兵的直接目的是鎮壓黃巾，用張飛的話說是“與國家出力”，用劉備的話說是“欲破賊安民”。既然劉關張結義有具體的政治目的，那么他們誓言的內容理應是屬于政治的。但深究其義，特別是劉、關、張后來為了實踐結義誓言的行動一更可以看出這一結義行動及其內容本質上是屬于道德的，因為在中國古代，政治從來是相對的，只有道德才更多地表現出永恒性。有人認為這段誓言里的“上報國家”指“忠”，“下安黎庶”是“義”，所以桃園結義的道德內涵是“忠義”。這大體沒有錯，但在這中間，作者所強調的似乎更是一個“義”字，一種涵蓋了“忠”的“義”。所以誓言最后一句是“背義忘恩，天人共戮”!后來劉備三顧茅廬，敦請諸葛亮出山時亦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這里的“義”也包括“忠”的意思。

在《三國演義》中，所謂“匡扶漢室”，是一種傳統的“忠”，但對割據群雄來說，這只不過是一種口號，實際上他們內心對此并不以為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幾乎都不同程度地表達過這個意思。在《三國演義》中，“忠”是相對的，倒戈反水，擇主而事，很少被人視為不忠;而“義”則是絕對的，關羽放棄原則，放曹操于華容道，被譽為“義釋曹操”，劉備不顧大局興兵伐吳以致蜀漢力量被削弱，也被評為“為三人之義而討孫權，豈得以此訾先主”。因此，“義”在《三國演義》中是最高的道德規范，盡管其內涵實際相當復雜，既包括兄弟之義、朋友之義，也包括君臣之義，但概而言之，則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準則。在《三國演義》看來，君主之“義”在于愛民，臣下之“義”在于忠君，朋友之“義”在于一諾千金、知恩必報，兄弟之義在于生死與共，而見利忘義則最為人們所不齒。劉關張三人之義之所以受到崇尚，是因為他們的“義”是所有這些“義”的集中表現，用關云長掛印封金前對張遼說的話來說是：“我與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

所謂“忠義”，對中國民族來說，是古老的道德范疇。如果說《三國演義》“擁劉反曹”的正統觀念是其成書過程中南宋偏安江左、元朝異族入侵以及元末社會大動亂等一系列歷史作用于一切三國題材的各類作品創作者的思想的結果，那么《三國演義》對“義”的某些異于往古的重新闡釋，則體現了參與這一創作的 “市井細民”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對道德的重新思考。而這種道德觀念既建筑在傳統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又反映了某種新的社會心理。以所謂結為異姓兄弟為“義”的形式，其文化規定性無疑在于中國長期以來的封建宗法社會結構，但對“義”的內容和實踐的揭示，又是為“市井細民寫心”。因此，《三國演義》所強調的道德內容無形中成了社會各階層意識的融匯和折衷。而經過毛倫、毛宗崗父子對這部小說的修改，加強了正統觀念，更使這部小說不僅為廣大群眾所接受，亦為統治者所容許乃至贊賞。這就是《三國演義》在封建時代屢傳不衰，以致造成一種影響中國文化的社會精神現象的原因。

“忠義”，特別是“義”，是《三國演義》的思想精髓和靈魂。在《三國演義》中，“義”不僅是臧否人物的標準，而且小說的情節設置、人物塑造也基本上都服從于這一觀念的闡發。毫不夸大地說，假若沒有“義”的思想的貫串，《三國演義》或許會變成歷史的刻板復述，也可能變成僅是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大拼盤，恰如后人所言：“義不必演，則此書亦不必作矣。”所以羅貫中將桃園結義的情節列于篇首，是為了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而蘊傾向于情節，又深得小說創作之三昧。

不過，《三國演義》對道德意識的強調，也使小說產生許多無法克服的弱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道德觀念支撐人物性格，不少人物因此變成了道德的圖示，若以近代小說觀視之，不免“扁平”。而《三國演義》強調宗法群體、強調義務而漠視個體的道德觀念，長期地作用于民族文化，其對歷史所產生的消極意義也是不可低估的。當然，我們沒有權力借此來批評羅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