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家府演義·楊六郎》解說與賞析
楊六郎是唯一貫穿全書主要部分的人物。他的一生始終信守忠君報國的信條,臨死之前,還囑咐其子宗保:“倘圣上命汝征討,須當仔細,務宜忠勤王事,不可失墜我楊門之威望也。”他要楊門后代“忠勇傳家”,綿綿不絕。面對奸臣專權誤國,妒賢嫉能,陷害忠良,面對權奸不斷迫害,他也為“圣上”的“昏昧不明”而苦悶、怨憤,痛恨奸佞誤國,但始終未能越過儒家“君臣大義”的雷池一步。
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樹立了“忠臣良將”的樣板:文臣中以寇準、包拯為代表,武將則以楊六郎為代表。小說著力塑造楊六郎這個形象,反映了作者對明代中葉以后朝政腐敗、外患不斷的憂患意識,要求明君整頓朝綱、消除邊患的政治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要求“保境安民”的愿望。
楊業生七子,在宋太宗時的抗遼戰爭中,四郎降遼,五郎在混戰中逃至五臺山出家,七郎被奸臣潘仁美射七十二箭而死,其余殉國,唯有六郎護駕而回。所以,楊六郎成了楊家府“忠勇傳家”的唯一宗支。
“忠義全家為國謀”,楊六郎所維護的是楊家府“忠義勇將”“攄忠報國”的傳統。為了維護這個傳統,盡管他屢遭奸臣陷害,兩次被發配充軍,甚至險遭殺害,他也能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其父楊業被潘仁美害死,他的部將憤而“落草”,五郎要率五百僧兵“殺到仁美營中,將老賊碎尸萬段”,他卻說:“仁美圣上所敕命者,如此殺他,是反朝廷矣!”在這場忠奸斗爭中,六郎反以“不合私離軍伍,充徒鄭州一年”。他明知仁美因其女潘妃之故,太宗“定行寬宥”,自己的“冤仇難伸”,但也只能“放聲大哭”、“欲撞死午門”而已,根本不敢表示絲毫的反抗。待遼兵進犯晉陽,他徒限剛滿,即主動奔赴前線,帶八娘、九妹赴晉陽破敵。退遼之后,宋真宗任命他為高州節度使,但他說:“欲授臣職,但佳山寨巡檢可也。……臣為巡檢,卻有三事:一者,臣本徒流,私到邊廷,略立微功,遂授節使之職,是開倖進之端而啟人越分侵職也。二者,佳山寨與幽州相近,臣欲俟便直搗賊穴,收其地土,以絕萬世邊患。三者,聞彼地有幾個草寇甚有勇力,臣欲擒之,使其棄邪歸正,以除民之害也。”楊六郎這段話,集中說明了他的“忠君報國”思想的核心:甘愿任佳山寨這一“卑陋之官”,是為了消除邊患,使“草寇”棄邪歸正,做出整肅朝綱的榜樣,堵住“倖進”與“越分侵職”之風,維護封建統治。六郎的這段表白,還得到真宗“憂國憂民,真社稷臣也”的贊語。焦贊殺死了陷害楊家府的謝金吾,六郎也斥之為“狂徒敗我家門”。直到奸臣誣陷他充軍汝州后“盜賣官酒”,真宗命人到汝州“取六郎首級”,朝臣要設計救他性命,他竟說:“小將赤心報國,惟天可表。今本無此事,君王聽信讒言,下命賜死,吾豈敢辭?當砍我首級,回報朝廷便了!”只是朝中忠臣找到了替死鬼,他才得以躲藏在家。楊六郎就是這樣一個“愚忠”的典型。他對皇帝一片“赤心”,皇帝和奸臣屢屢迫害他,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悲劇。
楊六郎的部將幾乎都是“草寇”出身或中途受迫害而上山造反的,但這不能說明他也有叛逆的思想。朝中奸臣多次謊報“楊家父子反了”,那是有意陷害。他在擒獲孟良時,罵孟良落草是“棄義滅理,甘心為賊”。當他的部將岳勝、孟良等痛恨奸臣誤國、不堪迫害而反上太行山“稱王稱帝”時,他斥責道:“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今只無我一人,汝等盡皆亂做。”岳勝勸他占據太行山自稱天子,他正色道:“我家世代忠貞,美名萬祀……今據此不過為一草寇,其如后世唾罵何!”因此,他收取“草頭王”作為部將,乃是一舉兩得:既平定了“內寇”,又利用草澤異材消除邊患。
楊六郎屢遭陷害,他也明知“圣上昏昧不明”,所以也有苦悶和怨憤,也想“遠害全身”。比如他被發配汝州不久,宋真宗命人將他處死,經朝臣營救,騙過真宗,使他隱匿家中。后來真宗在魏府被遼軍包圍,真宗又出赦書命他“救駕”時,他與令婆佘太君有這樣一段對話:“六郎謂令婆曰:‘朝廷養我,譬如一馬,出則乘我,以舒跋涉之勞;及至暇日,宰充庖廚。兒欲拜別母親云游天下,付理亂于不聞也。’令婆曰:‘雖朝廷寡恩……汝今如此,非獨負八王,乃祖乃宗令聞家聲被汝墮盡矣。汝若不去,氣殺我也!’六郎是個行孝的人,見母吃惱,遂安慰令婆,拜別前往三關去尋舊日部眾。”根深蒂固的忠君觀念和封建倫理道德的薰陶,終于使楊六郎成為封建王朝“忠臣良將”的楷模。六郎攻破幽州、平定北遼之時,“四海寧靜”之日,他的部隊就被宋真宗遣散,諸將風流云散。岳勝等不愿離開他,他也只能感嘆:“此君命所在,離別之情有難言也。”不久,胡延贊、孟良、焦贊相繼慘死,六郎對此哀傷至極:“今兵革稍息,正好安享爵祿,而俱不幸而亡,哀哉!”他萬念俱灰,“自是不出門庭,亦無心于理任矣。”
楊家將抗擊外敵,集中體現了群眾要求“保境安民”的愿望。在楊六郎漫長的戎馬生涯中,始終不畏艱險,出生入死,不顧身家性命,是楊家將的杰出代表。他忍受奸臣的陷害,為了國家的利益,萬死不辭;他曾被遼軍困于山谷中數日,屢遭挫折,百折不撓;他堅守佳山寨,樹起“楊家令字旗號”,智勇雙全,擊退遼國的一次次進犯;他一救太宗,二救真宗,又救出十朝臣、寇準等。正如柴王所說:“楊郡馬忠貞良弼,捍邊功績,國朝第一。”這種昂揚奮發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這也正是楊六郎這個形象的生命力之所在。
還應指出,楊六郎的悲劇性格,還有其認識價值。他的遭遇、他的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是時代的產物。他的悲劇性格,是植根于明代中葉以后的社會生活的土壤的。處在這樣的時代,作者呼喚能抗擊外敵、與賣國奸臣作斗爭的忠臣良將,于是借北宋的楊家府英雄傳奇故事來表達這種愿望。楊六郎坎坷的一生,正是明代政治黑暗,朝政腐敗的反映。正因為此,作者寫楊六郎臨死時囑咐宗保,希望楊門子孫“務宜忠勤王事,不可失墜我楊門之威望”,終于未能繼續下去。盡管后來有楊宗保征儂王,十二寡婦西征等,但到了楊文廣,就公然違抗君命,“三朝不出”(仁宗、英宗、神宗朝)。到了文廣之子懷玉,更是私自殺了奸相張茂,帶領全家“直上太行山上”,敢于呼喊出“若以理論,非臣等負朝廷,乃朝廷負臣家也”。作者安排這個意味深長的結局,有助于加深我們對楊六郎這個形象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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