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嚴鄉紳難兄難弟》解說與賞析

這段情節出自原書第4、5、6三回，主要描寫嚴貢生、嚴監生這對難兄難弟的故事。為了這一對《儒林外史》中最先出場的弟兄形象，作者精心設計了一系列波瀾起伏的情節。首先出場的是乃兄嚴貢生。作者安排他在張師陸、范進于關帝廟候湯知縣時，闖上場來，一下子就進入到情節的漩渦中心，成為鏡頭的焦點，這看似突兀，卻正點染了他主動攀結勢要的性格特征。正當他自我吹噓、得意忘形之際，作者戛然而止，讓小廝上場來告訴他：“早上關的那口豬，人家來討了，在家里吵哩。”令其當場出丑。同時，又將情節宕開一筆，回到范、張身上。嚴貢生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情節突起異峰，這就在讀者心中留下了懸念。

如果說關帝廟中的表演算是序幕，那么他的被告則是其正式出場。他強搶王小二的豬，前文已有交待，這里就點染虛寫，一筆帶過;訛詐黃夢統的利錢，則由當事人詳細說出前后經過，兩案一虛一實，相互印證，互為補充，就都顯得極為真實可信。

但這次嚴貢生依然不露面，一旦聞知被告到縣里，立即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這就更反證兩件官司確為事實。也正因為“都是實的”，貢生只能在官司了結之后才敢回鄉。其時嚴二已死，看在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份上，“滿心歡喜” 的嚴貢生到乃弟柩前干號了幾聲。作者輕輕一點，嚴氏弟兄之情的底細就畢現無遺。而酒席上廩生王德、王仁與嚴貢生的互相攻訐，則彼此揭了老底，雙方之無才缺德一齊曝光。

嚴貢生這次回鄉吊喪后，又匆匆赴省城招親娶媳。為了請吹鼓手，作者借家人四斗子之口，再次暴露這位貢生老爺的惡劣行徑，當時“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戥頭，又叫張府里押著他來”。二錢四分成色不足的銀子還要扣二分戥頭，貢生之吝嗇刻薄可見，這又呼應了前文王德說他為出貢而“拉人出賀禮”的事，連吃四方的總甲、地方、狗腿差事都給派了分子。但這還都是借別人之口說出來的，是虛寫，至于娶親回家路上貢生訛賴船家一節，卻是實寫。作者將他雇船、發病、鬧船家的前后所作所為、心理活動，乃至說話談吐，都精鏤細刻，詳細寫來，以實帶虛。事情或詳或略，線索或明或暗，而嚴貢生蠻橫無賴、貪婪刻薄的性格，也就在這樣的情節發展中被刻劃得栩栩如生了。

與回家后奪乃弟監生的家產相比，賴掉船銀只能算是鋪墊。為了賴船銀得首先肯定云片糕是藥而不是云片糕，這樣才“師出有名”。而其爭奪乃弟家產也是“務必要正名分”，先行否定趙氏的正經主子地位，恢復她“趙新娘”、“小老婆”的身分，宣布她必須尊稱承繼的兒子兒媳為“二爺”、“二奶奶”。這樣，嚴二的家產就名正言順地歸到了嚴大鄉紳的名下。小說的情節發展，原也按照嚴大鄉紳的意圖順流直下，節節推進，但突然一個大轉折，未曾想到趙氏居然告狀，而與嚴貢生“極好的相與”的湯父母又居然站到趙氏一邊，波瀾回環，險象叢生。隨著貢生縣、府、司告狀的失敗，情節扣人心弦地趨入高潮。走投無路的嚴貢生，再次開始了攀結當道的新征途。從第18回的余波來看，他竟然最終奪得乃弟的七分家私，此為情節的最后一個曲折。出乎讀者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世事之不公，于此可見。貢生因勾結范、張，以圖接近湯父母而出場，以冒認周學道的親戚因之結識范通政而退場。前后勾連，回環映照，極富諷刺意味。

與貢生相比，嚴監生的出場則是被迫的。貢生橫行不法，闖下禍來一走了之，“只揀有頭發的抓”的差人自然找到了“膽小有錢”的乃弟嚴監生的頭上。

嚴監生上場，活動雖多，但都圍繞銀錢這個情節主線而展開，這既符合他廣有家產的身分，也符合他怯弱守財的性格。為了結乃兄官司用銀，為扶正趙氏用銀，為王氏出喪用銀，這都讓他心疼萬分。除夕家宴，發現亡妻積聚的“五百兩銀子”，則使他感傷成疾;病重卻又“舍不得銀子吃人參”，最終一命嗚呼，“疾終正寢”。

在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封建社會晚期，金錢越來越顯示出其不可抵御的魔力，成為一部分人行為的潛在的心理動力。就上述情節而言，差人之所以找嚴二，是因為監生“有碗飯吃”(即有財);趙氏一心想爬上正室位子，是為了能掌萬貫家私;沒有實惠，二王連酒席也不赴;有了銀子，就可不顧親妹死活，替趙氏扶正，活活氣死王氏。圍繞金錢這個情節主線，作者描繪了種種世相，挖掘了多個人物心態。雖以嚴二為主角，但二王、趙氏、王氏形象無不躍然紙上，他們的神態言行，歷歷在目。

在這段情節中還有一條副線，那就是王氏這個人物。嚴二搬出病妻王氏，王德王仁方肯赴席;王氏病重，趙氏方有希望扶正，種種做作丑態由此而生;王氏暗地聚財的發現，導致嚴監生懨懨成病，這既有為趙氏扶正、王氏出喪花去四五千兩銀子而心疼的因素，也有“新人不如舊”的凄涼，更有對當初絕情速死王氏的悔恨。而嚴監生病后的情景，簡直是王氏病時的翻版：監生帶病理財，王氏病得“路也走不全”還在親自準備酒席;監生“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銀子吃人參”，王氏“面黃肌瘦”，其兄說“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這正說明王氏沒有很好調理，補藥自然也缺;王氏病重，不能言語，便用“手指著孩子，點了一點頭”，監生臨終，伸出兩個指頭，示意拔去一根燈草，方肯斷氣。以王氏來貫穿情節，再加上夫妻二人心性相近，作者借之互為發明，寫王氏之吝以襯托監生之吝，筆墨極為省儉，而情節也就十分緊湊簡煉。

這兩股線索，貫穿起了一系列場景，但各個具體場景的寫法又各不相同。處置貢生官司，主要采用人物對話，第一次是嚴監生請二王來商量解決辦法，第二次是官司了結后請二王來致謝。這兩段對話，既初步顯現了二王心性，又充實了嚴大這一形象的內涵，而監生的自供，無疑又是對慳吝個性的自我肯定。趙氏扶正，則主要通過心理、神態、言行的對比，來表露各個人物的不同性情品格：趙氏侍奉王氏“極其殷勤”，并伙同丫環編出一套謊話來打動王氏;王氏雖不相信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松口;趙氏“忙叫請爺進來”，嚴監生“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才有憑據。’” “極早”請來的舅爺知道此事后，“把臉本喪著”，一旦收到“遺念”(其時王氏還沒死)，則拍案而起，“義形于色”了;一貫吝嗇的嚴監生，不惜“用了四五千兩銀子”為王氏出喪，恐也有些微的負疚心理在作用。至于監生臨終時為點了兩莖燈草而不肯斷氣的場景，則是以兩個手指作為細節，極為夸張而又傳神地描摹了其慳吝的性格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監生和貢生這弟兄倆在作品中卻一直沒有直接晤面。貢生登臺表演后，因官司而遠走省城，監生不得不出場為之處結;監生病死，貢生方始回來吊喪。爾后，貢生攜子赴省完婚，監生遺孤在家夭折，在這種對照描寫中，引出貢生匆匆返鄉，霸占老二家產。弟兄倆交替出場，各自成篇，但又互相映照。表面看是分寫，實質上卻是合寫，分而不斷，合而不重，雖時有轉換，但過渡極其自然，在種種對比映照中，人物各自特征顯得更為鮮明。這樣的情節安排，錯落有致，極盡變化之能事，充分顯示了作者高超的藝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