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飖難與期。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釁不可辭。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理解這首詩的關(guān)鍵，在于認清詩中幾個典故的背景和用意。下面先從第三、四句說起。

“飄飖”一詞，出于《詩經(jīng)·豳風·鴟鸮》。《詩序》曰：“《鴟鸮》，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鸮》焉。”這一說法則又出于《尚書·金縢》，司馬遷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也曾承用，后人于此都無異說，阮籍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什么兩樣。但阮籍在形容周公憂懼之心的“飄飖”二字底下接上“難與期”三字，則非直詠原來的史實可知，這里只是反其意而用之，對此表示存疑之意。顯然，他是另有一番用意才使用這個典故的。

周公影射何人？不難想到，此人指的是曹操。曹操一直把自己比作周公。他也有招納賢士的作風，所以《短歌行》中有句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他也有東征的歷史，所以《苦寒行》中有句曰：“悲哉《東山》詩，悠悠使我哀。”但也由于功高震主，旁人疑其有不臣之心，因而建安十五年《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又說：“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說明他像當年“周公救亂”一樣，怕“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所以有《鴟鸮》中的“風雨所漂搖”之感。然而不管他怎樣信誓旦旦，援《金縢》以自明，阮籍卻是認為“難與期”而仍然表示不信。

問題何在？因為曹操決非存心歸政于成王的周公。他實際上只是充當了周文王的角色。

建安十七年，曹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如蕭何故事。十八年，策為魏公，加九錫。二十一年，進爵為魏王。二十二年，設(shè)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shè)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這時曹操的臣下都已按捺不住了，覺得這出周公輔成王的滑稽戲不必再演下去了，于是紛紛有人前來勸進。曹操卻說，“‘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這就表明曹操本人不想再去改演其他角色，他已把未來的武王——曹丕安排在接班人的位子上了。

果然，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同年十月曹丕代漢稱帝。一切都在曹操的計劃之中。歷史的發(fā)展表明，“曹公”自明心跡的《金縢》之言，又怎能信以為真？

但當代的這位周武王卻并非使用武力奪取天下，因為漢室太衰弱了，于是這一次的改朝換代采取了武戲文唱的方式，曹丕迫使?jié)h獻帝用禪讓的名義交出了劉氏天下。

曹氏父子苦心籌劃的目的實現(xiàn)了。《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黃初元年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說明他是多么躊躇滿志。因為曹氏上下兩代取得政權(quán)時沒有采取什么粗野的手段，他們都是以圣人的姿態(tài)臨朝親政的。

但這樣的禪讓與原來意義上的禪讓畢竟相去太遠了。按“禪讓”一詞，古代亦作“揖讓”，《韓非子·八說》曰：“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先秦諸子于此有類似的陳述，認為堯之禪舜，舜之禪禹，都發(fā)生在遠古時代，那時風俗淳樸，原來的君主確是真心實意地在讓賢。只是此風一開，后代那些覬覦權(quán)位的人卻常是利用“禪讓”的名義竊取政權(quán)，逼迫主子讓出君位了。就在春秋、戰(zhàn)國之時，也就多次出現(xiàn)過“禪讓”的事件，例如燕國的子之曾用權(quán)術(shù)誘使王噲讓出君位，真的實現(xiàn)了異姓之間的“揖讓”。

顯然，后代那些充滿著奸詐手腕的“禪讓”，已經(jīng)把古代那種充滿著光明正大的優(yōu)美感情的“禪讓”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堯、舜、禹之間那種出之于公心的美好政治理想，已經(jīng)一去不復(fù)返了；所以阮籍慨嘆地說“揖讓長離別”矣！

曹操為了牢固地控制漢獻帝，不讓宮廷中再次出現(xiàn)伏后事件，建安十八年時還把三個女兒許配給劉姓天子。夫婦好合，“燕婉之求”，這本來是人生的美事，然而這種出于政治需要的結(jié)合，首先考慮的是有關(guān)政權(quán)得失的利害關(guān)系，所以阮詩在“揖讓”“飄飖”之后又接上了“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二句，把婚姻問題和國家存亡之事聯(lián)系了起來。按“燕婉”一詞，出于《詩經(jīng)·邶風·新臺》，用來指稱婚姻之事，那是沒有什么疑義的。這次曹、劉之間的聯(lián)姻事件隨后又有了新的發(fā)展，所以阮籍引用了歷史上的另一個典故，指出它漂亮的帷幕下掩蓋著的悲劇性質(zhì)。

所謂“趙女媚中山”，本事出于《呂氏春秋·孝行覽·長攻》篇，說的是春秋時期通過婚姻而進行的一項陰謀勾當。趙襄子承他父親趙簡子的遺教，謀取代王的國土。他利用“代君好色”的弱點，“以其弟姊妻之”，然后“謁于代君而請觴之”，席間殺了代君及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這一事件還記載在《史記·趙世家》中。阮詩誤以“代”為“中山”，則是由于魏晉南北朝時的詩人使用典故時比較隨便，還不注意考訂的緣故。(參看黃節(jié)《讀阮嗣宗詩札記》，蕭滌非筆記，載《讀詩三札記》。)

趙女發(fā)現(xiàn)自己受了欺騙。她的出嫁與人，只是出于父兄政治上的需要，對于她個人的幸福，沒有加以一絲考慮，她的悲憤，是可想而知的。女子出嫁從夫，她的利害得失，已與丈夫的地位結(jié)合起來，這時她自然會站在夫家的立場來反對兄弟的逼迫。阮籍的這個典故用得何等貼切！現(xiàn)實生活中的那位“趙女”，已經(jīng)立為漢帝皇后的曹節(jié)，對于曹丕的逼迫也是悲憤異常，站在劉家的立場予以嚴厲的譴責。《后漢書·(獻穆曹)皇后紀》曰：“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shù)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shù)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大約要數(shù)這位被充作“媚”物的曹女，對乃兄“禪讓”時玩弄的手腕，那種兇惡而又出之以偽善的表演，知之最深，因而厭惡特甚的了。

什么周公的《金縢》之志，什么舜禹的揖讓之軌，在后代歷史中就沒有出現(xiàn)過。“揖讓長離別，‘飄飖’難與期”，這是詩人的感受，也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

曹女充當父兄的政治工具，從出嫁那天起就并非單純?yōu)榱搜嗤裰椤Ｋc漢獻帝的結(jié)合，關(guān)系到國家的或存或亡，然而“禍釁”終究“不可辭”，原因在于“謙柔愈見欺”。這時的漢室帝后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自衛(wèi)的能力，只能為號稱“周公”、“舜”、“禹”的野心家所擺布，叫他們演出什么戲就照本宣科。“蕭索人所悲”，何況那些身臨其境的人，曹女只能“涕泣橫流”，而敏感的詩人也就“怵惕常若驚”了。

《文心雕龍·事類》篇中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jù)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阮籍在《詠懷》詩其二十中援用上述幾件“古”事，它所證明的“今”事，只能指曹氏父子與漢獻帝之間的關(guān)系，除此之外別無他事可作解釋。因為司馬氏父子沒有把女兒許配過曹氏的三位幼主。

但阮籍寫作這詩可也不能理解為只是針對曹氏一家而言。他所抒發(fā)的郁憤，如此深沉，如此真切，因為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有親身的感受，他對此有切膚之痛。

“揖讓”“飄飖”等事，不光發(fā)生在漢末魏初，而且在他眼前又一次地重現(xiàn)了。司馬氏父子儼然是當代的“周公”，而且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重演“舜禹之事”。不幸的是，阮籍本人也給卷入了這一歷史事件之中。

權(quán)臣的謀取政權(quán)，完成“禪讓”的典禮，事先總要經(jīng)過一道封王、加九錫的手續(xù)，表示他功烈輝煌，可以繼承前朝基業(yè)而無愧。魏元帝曹奐景元四年，司馬昭進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完成了“禪讓”前的準備。而這篇勸說司馬昭接受殊禮的大作，卻是出于阮籍的手筆。這也就是保存在《文選》中的《為鄭沖勸晉王箋》一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父子三人的陰險毒辣，又遠遠地超過了曹氏父子。阮籍對于這一些政治活動的用意，自然洞若觀火。他是多么不愿意干這違心的勾當！但由于他文名太大，而諂媚逢迎如司空鄭沖之流卻偏要借重他的文章來勸進，阮籍雖想托醉推辭，無奈那些人偏不肯放過，還要派人前來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采取消極抵制的辦法，一氣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后年演出的“禪讓”大典，但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揖讓長離別，‘飄飖’·難與期”，他對眼前發(fā)生、親身經(jīng)歷的事有著極為深刻的體會。

這就可以回到詩的開端來了。“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阮籍引用《淮南子·說林篇》中的這兩個故事，列于全詩之首，抒寫他的心情，定下了一個悲慨的基調(diào)。人在紛亂的政局中徬徨。面前的歧路，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一不慎就會誤入歧途；本色的素絲，可以染黃，可以染黑，浮華的外形常是掩蓋著本質(zhì)。世事翻覆，無所定準。自命忠誠的人，卻包藏著禍心；進行齷齪勾當時，卻穿戴起神圣的黻冕。冷眼旁觀的人，既不能退出舞臺，有時還不得不前去充當不愉快的角色。阮籍有感于此，自然要既悲且泣了。

阮籍本是局外的人，與“禪讓”雙方都沒有什么深的關(guān)系，也不像那些趨炎附勢的人那樣想要從中得利，然而世事如此，不由自主，污穢的政治漩渦，硬是把他卷入其中，于是他在詩的結(jié)束時沉痛地提出了問號：“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這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悲嘆：生逢亂世，何以保此潔白之軀？

沈德潛《說詩晬語》曰：“阮公《詠懷》，反覆另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但若掌握住作者思緒的脈絡(luò)，聯(lián)系其時代背景，則還是有可能推究其用意之所在。即如《詠懷》其二十這一首詩，似乎迷離恍惚，不可捉摸，然而試作探究，則又覺得章法甚明，每一句話都可以找到著落。只是詩中的寓意大家為什么視而不見？原來過去的研究工作者總是有一種成見，以為阮籍乃阮瑀之子，而阮瑀是曹操的僚佐，因此大家都把他看作忠于曹魏政權(quán)、反對司馬氏父子的堅定分子。這種看法有其合理的地方，阮籍確是不滿于司馬氏父子的弄權(quán)，同情于曹氏子孫的蕭索，但他既未受知于曹氏，也不愿為司馬氏出力，用詩中的話來說，他只是一名·“嗟嗟涂上士”罷了。阮籍是受老莊思想影響很深的人，齊物等量，并不忠于一家一姓，因此他既不是司馬氏的佞臣，也不去做曹氏的忠臣，后人硬要把他歸入曹魏陣營之中，有些篇章也就難于作出解釋了。

阮籍“本有濟世志”，對自魏明帝起的腐敗風氣甚為不滿，這在《詠懷》詩中有所發(fā)抒，前人也已指出，但他對曹操、曹丕加以抨擊，卻是從未有人想到過。其實阮籍持有這種觀點也是容易理解的。《晉書》本傳上說他“嘗登廣武，觀楚、漢戰(zhàn)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可以想見，他對當代那些逐鹿之徒難道會看得比“豎子”還高明些么？“豎子”之中，難道不可以包括曹操父子和司馬懿父子么？

阮籍眼界開闊，好作哲理上的探索。他在《詠懷》詩中的見解，統(tǒng)觀古今世變，洞察當前人情，因而悲憤郁塞，歌哭無端。鐘嶸《詩品》評其詩曰：“言在耳目之內(nèi)，情寄八荒之表”，也就點明了《詠懷》詩的特點：言雖淺近易曉，然而寄托的理想，抒發(fā)的感情，卻是俯仰今古，感喟莫名。

古往今來，在君權(quán)的爭奪上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劇，使他感到由衷的厭惡，于是他設(shè)想有那么一個社會，沒有君臣之別，沒有強弱之分，大家都能順其自然，盡其天年。《大人先生傳》中形容這種無君的社會是：“明者不以智勝，暗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這種政治理想，正是他在多次經(jīng)歷了“周公見志”“舜禹揖讓”之后才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