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北云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寒雁嗈嗈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晉陽山頭無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疏。愿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妾驚甘泉足烽火，君訝漁陽少陣云。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床難獨守。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春風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不復久。洛陽游絲百丈連，黃河春冰千片穿。桃花顏色好如馬，榆莢新開巧似錢。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漢末魏初，遼東、遼西為慕容(指鮮卑族)所居，地遠勢偏，征戍連年不絕。由于樂府民歌的影響，征戍別離之事，行子思婦之情，大量表現在文人詩中。時代風云，文壇風氣，使得《燕歌行》這一樂府古題一直為漢魏六朝文人相繼沿用，直至唐代還有不少詩人因襲此題。于是，《燕歌行》一題異題紛呈，佳作競傳。據郭茂倩《樂府詩集》著錄，就先后有曹丕、曹叡、陸機、謝靈運、蕭繹、蕭子顯、王褒、庾信、高適、賈至、陶翰等同題詩作。

值得注意的是，《燕歌行》在我國古代詩歌史上對七言古詩的發展，起過重大的作用和影響。魏文帝曹丕雅好文學，揮灑“興到之筆”，寫出了“開千古妙境”(胡應麟語)的《燕歌行》。這是我國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對后代七言詩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而上面庾信的這首《燕歌行》則起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

據《北史·王褒傳》記載：“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并和之，而競為凄切之詞”。這是梁元帝承圣年間(552—554)的事，庾信此篇當亦作于此時。詩起首六句，以蒼莽凄愴的筆調，描繪了一幅荒涼的邊塞圖。“代北云氣晝昏昏”兩句，寫絕域的昏暗和苦寒，平原千里，唯見蓬草飛旋。“飛蓬無復根”，狂風呼嘯之勢可見。寒雁南飛，桑葉紛落，點明此時正秋風蕭瑟，是最容易觸發人們感傷懷遠的季節。自然環境如此惡劣，而前線戰事更令人擔心。“晉陽”、“疏勒”二句用典：戰國時趙襄子為保衛晉陽，曾利用圍植在晉陽宮垣四周的荻蒿苫楚，以備足箭矢。東漢大將耿恭曾被匈奴圍于疏勒城中，被壅絕水源，乃于城中穿井得水。而目前前線的景況正和他們相反，處于“無箭竹”、“乏水源”的極端困境。詩人在景物描寫中一步一步透露出思婦由思念到憂愁的心情，進而引出下面四句思婦的直接抒情，托出“良人從役”、“婦人怨曠”的主題。良人遠戍邊地屬國，離居久之，音信隔絕，怎不叫人懷念！思婦在輾轉憂思中忽發奇想：如果能有魯仲連的一枝箭，為我射到邊地去，把親人叫回來該多好啊！相傳戰國時，燕占齊國聊城，齊將田單攻聊城歲余不下，魯仲連乃修書系箭上射入城中，燕將自殺，城拔。庾信活用這個故事，寫出思婦一片癡情幻想。當然，這終究是不能實現的，我們的主人公只好從往事的回憶中尋找慰藉。接著四句，回溯到當年夫婦分別的情景：“渡遼本自有將軍”，按說，邊塞自有那渡遼將軍鎮守，可是，漁陽的戰爭陰云壓境而來，報警的烽火驚動了宮廷。此時，只好送親人出征，在那“寒風蕭蕭”的水邊分別，誰知壯士一去兮至今未還！由現實而幻想，又由幻想而現實，情致委曲，一波三折。下接六句，從正面著力鋪寫思婦與征夫的相思之情。“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隨將軍遠去，思婦空床獨守。梳妝臺上鏤刻精致的盤龍鏡，是丈夫敘心致誠的信物，如今依然明可鑒形，睹物思人，能不悲從中來！芳馥四溢的麝香，佩之經月，香氣不散，卻無由寄達親人，保他去惡辟邪。“明鏡餉秦嘉”，用漢代秦嘉與妻徐淑兩地相思，以詩贈答的故事：“辟惡生香寄韓壽”，則用晉代賈充女與韓壽相戀、偷奇香相贈的故事。詩中女主人公何嘗不像徐淑和賈女那樣多情？而良辰苦短，正如“春風燕來能幾日”；青春易逝，好似“二月蠶眠不能久”，怎么辦呢？還是暫且忘卻心中的憂愁，放眼看看這美麗的春光吧！最后八句即景抒懷，以飄逸之筆寫怨曠之情。三月的洛陽，百丈游絲映空耀眼，黃河千層堅冰破碎消融；桃花妖艷，美如白毛紅點的駿馬；榆莢初綻，巧似漢代玲瓏別致的莢錢。大好春光豈能白白辜負？不如干一杯吧，沉醉在葡萄美酒之中。或者，閑愁無解時就去煉丹修道學神仙，求得長生不老，像那千年矗立的華表，永葆美妙之青春。

庾信《燕歌行》在齊梁綺靡詩壇中，是獨標異格、獨步當時的。明代楊慎謂“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升庵詩話》)。清代劉熙載也說：“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藝概》)并認為庾信這首《燕歌行》是“開唐初七古”之作。

上文提到《燕歌行》一題，自曹丕發端以來，從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有佳作，為什么劉熙載獨獨標舉庾信此篇“開唐初七古”？

試以庾作與曹(丕)作比較，不難發現庾信一仍曹丕首創的傳統，取材一般征夫思婦的離愁別恨，“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樂府解題》)。其師匠曹丕，自不言而喻。但庾作又有其卓然超佚之處。

首先，在體制和聲調上有很大的發展和創造。曹作限于篇幅，尚不能恢宏開合，庾信則在其基礎上，擴而大之，將其兩首的規模(“秋風”十五句，“別日”十三句)兼并合用，一變而為二十八句。這就使七言古詩在體制上發展為宜于敘述的長篇巨什，成為一任詩筆縱橫開合的廣闊天地。從聲調方面來看，曹作承襲柏梁體，逐句押韻，音節不免單調，缺乏詠嘆之姿。庾作平仄韻互換，或則六句一轉韻，或則四句一轉韻，或則八句一轉韻，配合詩情抑揚起伏，婉轉回環。首六句元韻深沉，狀出邊塞凄苦荒涼；次四句魚韻低微，襯托思婦殷殷企盼；又四句文韻輕揚，傳出陣陣驚疑；再六句有韻婉曲，描摹郁郁悲怨；末八句先韻飄悠，抒發纏綿曠逸之情。詩的轉韻與情景變換密切結合，聲情互生，流轉自如。整篇而言，此詩抑揚跌宕，悉協宮商，開合轉換，咸中肯綮，大可以與初唐盧照鄰《長安古意》、駱賓王《帝京篇》媲美。可以說，唐初七言長體的體制在庾信時已經完備了。

其次，從《燕歌行》這一詩題的內容和格調上來考察，更可看出庾信遠遠超過其前輩和同時代的袞袞諸公，而逼進初唐四子。曹作的筆致僅僅囿于思婦閨中“憂來思君不可忘”、“援琴鳴弦發清商”的狹窄內容，庾的筆觸則已伸向邊塞，展現“代北云氣晝昏昏”的蒼莽風光，描述“晉陽山頭無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的戰地形勢，發出“愿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的深切感嘆，表達了人民強烈怨戰情緒和盼望早日結束戰爭的意愿，詩筆縱橫排蕩，剛健遒勁，氣勢闊大。詩中涉及的地名，就有“代北”、“遼水”、“薊門”、“晉陽”、“疏勒”、“陽關”、“甘泉”，“漁陽”、“黃河”等，橫跨千里，區域遼闊，相比之下，曹作就顯得格局狹小，感情柔弱了。

在與庾信《燕歌行》同時代的其他同題作品中，梁元帝《燕歌行》“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南月似蛾”，是公認的佳構。前人評它“音調始協”，“巧于用長”，稱之為“唐體之祖”，但終失之于纖弱，依然是貴綺麗而不重氣質的齊梁文辭的氣派。而庾信的《燕歌行》一反當時文壇的柔靡之音，唱出雄健慷慨的調子，于悲感之中見風骨，這是梁元帝、王褒之輩無法與之相比擬的。也正是這種最可貴的氣質，使他的作品一開初唐先聲。王、楊、盧、駱有意識地擺脫因襲的重荷，從六朝綺靡文風中掙脫出來，將視線轉向廣闊的生活，因此，師法在時代上、氣質上最接近他們的庾信，則是很自然的了。

最后，從七官歌行體特有的寫作要求來看，庾信的《燕歌行》也標志著藝術上的成熟。七言古詩尚鋪敘，講開合，考究音響瀏亮，注意氣概神情，追求法度森然，等等。上文已經談到庾信此篇健筆凌云，寫得很有氣概，而更可貴的，是它不僅富有氣概，而且傳出神情，不僅揮灑自如，而又十分蘊藉。詩人把感情隱藏于景色描寫之中，委婉有致，情深意遠，耐人尋味。如“千里飛蓬無復根”，以景語暗喻良人行跡飄泊不定，思婦的百般憂思，盡在不言之中。“寒雁嗈嗈渡遼水”，《楚辭》：“雁嗈嗈而南游”。王逸曰：“雌雄和樂，群戲行也。”目送群雁雌雄戲行，思婦能不勾起念夫之情？而且，庾信不唯氣概雄絕，更于情致委折中見出神情。詩人筆下的思婦形象豐滿而有層次：聞說邊塞云昏蓬飛、情景荒涼時的快怏憂郁，目擊寒雁南歸、桑葉紛落時的盼歸情致，得知戰地無箭無水的如焚焦慮，長久離居、書信斷絕的竊竊私語，祈禱早日結束戰爭的強烈呼吁，對邊將難自為守的疑惑不解，對烽火延入內地的驚訝恐懼，獨守空房的無聊，春景撩起的情思，青春空逝的哀嘆，醉酒學仙的勸慰，逶迤寫來，淋漓盡致，思婦的情態豐神細膩生動，真切如見。

長篇巨制的精心結構是極為重要的。庾信此篇伏應轉接，夾敘夾議，開合盡變，深得古體之法。開頭秋景描寫，給全詩籠罩一種悲劇氛圍，又為思婦盼親人回歸預埋一筆；接著，“晉陽”二句領起，“愿得”二句回應，顧盼生姿，伏應緊密。“渡遼”二句一提，旋即“妾驚”二句一頓，起伏跌宕，曲折有致。“盤龍明鏡”二句，明見“鏡”、“香”二物，實藏思婦征夫深情，藏見參差，饒富韻味。末四句學仙服丹語，飄忽游離，似與上文乖離，實在是邏輯之必然。全篇有節次，有波瀾，窮極筆力，放縱揮灑，其開頭蒼莽而來，結尾飄然而去，筆致搖曳生姿。這種縱橫開合的筆法，在庾信同時代詩人中是罕見的，而和初唐盧照鄰《長安古意》等名作，又是多么近似！

從以上三個方面，足以看出劉熙載“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的論斷，確是很有見地的。如果說，《燕歌行》初起魏文(曹丕)，庾信有繼往之勞，那么，聯系歷來推為千古絕唱的盛唐詩人高適的《燕歌行》，就更能見出庾信此篇的開來之功及其深遠影響。高適的《燕歌行》氣質自高，格局闔辟縱橫，筆致變幻超忽，洗盡六朝的粉黛鉛華和傷離感別的哀怨情調。然而與庾作對讀，不難看到二者不獨音節、轉韻相類(高作全為四句一轉韻)，其規模竟與之完全相同，均為二十八句。劉熙載說：“高適詩，兩《唐書》本傳并稱是‘以氣質自高’，今即以七古論之，體或近似初唐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藝概》)庾信的《燕歌行》“開唐初七古”，而高適的七古又“體或近似初唐”，通過唐初七古的媒介，我們正可以窺見二者的內在聯系，從而更進一步認識到庾信《燕歌行》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