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在文學史上往往有這樣的現象：一首詩能夠成為詩體轉變的一種標志。梁武帝蕭衍的《江南弄》便具有這樣的性質。在此以前，南方民間盛行吳聲、西曲。西曲產生于長江中部、漢水流域，但“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七)，因而帶有今湖北一帶的地方特色。其中《子夜歌》從文字上看，都與吳聲歌相似，文辭清麗，婉孌而多情。可是到了梁武帝的時代卻來了一個“改革”，據《樂府雜錄》云：“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樂]十四曲。”而[江南]共有七支曲子，第一就叫《江南弄》，第二叫《龍笛曲》，第三叫《采蓮曲》，第四叫《鳳笙曲》，第五叫《采菱曲》，第六叫《游女曲》，第七叫《朝云曲》。君王倡導于前，群臣響應于后，發明“四聲八病”的梁代聲律學家沈約也跟著作了四曲。民歌經過帝王與臣僚的“改革”，便脫盡了泥土氣，更加典雅化了。隨著思想內容的改變，它的音樂節奏也發生了變化，即由整齊的五言四句，變成“句讀不葺”的雜言詩。正由于這一點，以致后來研究詞的人，把[江南弄]當作詞的起源，明人楊慎甚至徑稱之為詞，說：“此詞絕妙。填詞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詞品》卷一)當然此說并不準確，因為詞是依燕樂而產生的一種歌詞，梁時所用為清樂，自不可能有詞。然而從這些看法上，似可窺見它也是詩體轉變的一種標志。

話得回過來說，此前的吳聲、西曲多為描寫男女歡愛的戀歌，其中散發著泥土的芳香(當然其中也不乏文人的擬作)，而梁武帝通過《江南弄》‘顯然把它從民間的田埂上、荷塘里移植到宮廷中來，借以表現他們的享樂生活。此詩起首二句云：“眾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上林者，帝王之園囿也，漢武帝時即有上林苑，此處則借指南朝皇家的園林。時丘遲《與陳伯之書》云：“陽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被認為寫江南春景的名句。而蕭衍此處則變散文為詩句，用七個字加以概括，在讀者面前呈現出一派五彩繽紛、百花爭艷的上林景色，然詞意則過于典雅。下句“舒芳”指花開，“耀綠”謂樹上新葉在陽光映照下閃爍著綠油油的光澤，四字分詠花葉而用字工煉，帶著濃厚的文人氣息，亦非《子夜歌》中“明轉自天然”的口語可比。句末“垂輕陰”三字，則描寫花樹之濃密，然著一“輕”字，說明仍是春日景象，有別于“綠葉成陰”的夏季。這些都是經過作者反復推敲的。宋人謂晏殊的詩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有富貴氣象。我們細看這兩句，不是同樣透露出一股富貴氣象么。

從“連手蹀躞舞春心”而下，則由寫景轉入抒情。據《南史》載，此時江南，“凡百戶之鄉，士女昌逸，歌謠舞蹈，觸處成群”。民間尚且如此，宮廷中歌舞之盛，自可想見了。這里的連手，是說手拉手；蹀躞，是說小步跳舞。《玉臺新詠》云：“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即形容小步的樣子。歌女們手拉著手，踏著碎步，輕歌曼舞，其歡樂愉快的情致，完全見于“舞春心”三字。春光明媚，人情感物而動，自不免春心蕩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語甚新，它把舞女們的感情融入動作，濃縮為一個簡短的詞組，這在民歌中是難以做到的。

詩之后半，連用了四個三言短句，字少而意豐，含蘊較為深遠。“臨歲腴”，蓋謂面臨美景良辰。按《說文解字》云：“腴，腹下肥者。”段注：“《論衡》曰：堯若臘，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馀是也。”又《說文通訓定聲》云：“《答賓戲》：‘味道之腴。’注：‘道之美者也。’”綜上所述，腴有豐滿美好之意，與‘歲’構成詞組，當指歲月的美好，聯系上文所寫的陽春煙景，故知系指美景良辰。“中人望”的中人，當指宮女。《史記》：“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獨踟躕，謂獨自徘徊不前。《詩》：“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以上四句是說面對大好春光，歌女們翩躚起舞，興致盎然；而深居宮中的嬖幸，望見如此歡樂場面，不禁為之搔首踟躕。在歡樂的氣氛中點綴著一些小小的惆悵，非但使詩中感情有所起伏跌宕，而且也反映了宮廷生活中一些矛盾。

就詩的形式而言，如前所述，吳聲西曲基本上是五言四句，一韻到底；而此詩則由齊言變為雜言，它前面是三個七言句，句句押韻。后面便轉韻，是四個三言句。第三個七言句為單句，獨枝搖曳，似立足未穩，所以馬上以頂真格接上一個三字句“舞春心”，把上句頂住，并領起下文。四個三言句，蟬聯而下，一氣呵成，節奏逐漸加快，似與“連手蹀躞”的舞蹈動作密切配合。由此可見，梁武帝對詩歌的這種“改革”，當是為宮廷中的舞蹈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