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huán)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zhí)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后。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昌黎先生集》

〔注釋〕　盤谷：在今河南濟源北。　太行之陽：太行山之南。　進退：擢升與貶黜。　才畯：才能卓越的人。畯，同“俊”。此指所謂“大丈夫”的幕僚。 便體：體態(tài)靈活輕盈。此處上下數(shù)句均描寫所謂“大丈夫”的姬妾女寵。　車服：車駕與章服，此處偏義在車。章服，以圖文為等級標志的禮服。　刀鋸：喻刑法。 理亂：治亂。避唐高宗諱，以“理”代“治”。　形勢：指權(quán)力地位，猶言權(quán)勢。　稼：取上古音(gǔ)，與“土”押韻。　沿：《說文解字》：“沿，緣水而下也。”　殃：各本作“央”，朱熹《韓文考異》作“殃”。央，盡。

贈序是古代散文一種文體，為的是朋友遠行，臨別贈言，說幾句安慰、勉勵的話。韓愈的贈序，因人變化，不拘泥于一定的格式，有的坦率陳言，有的含蓄婉轉(zhuǎn)，有的借題發(fā)揮，有的詼諧幽默，各篇有不同的寫法，也有不同的意味。這篇贈李愿的序，有很多言外之意，藏而不露，須細看方能領(lǐng)悟辨別。

李愿是位隱士，但韓愈寫序為他送行的時候，還未真做隱士，而是將做隱士。所以序的題目用一“歸”字。“歸”者，含蓄地點明隱居乃歸去之后才得實現(xiàn)的事。文中第一段寫盤谷風土之美和得名由來，然后說“友人李愿居之”，這也是指歸去之后，并不是說已在隱居。倘若李愿早在那里隱居起來，就不用贈序“送”他“歸盤谷”了。

李愿在歸隱前，做什么，是什么身份？過去曾認為他就是西平王李晟的兒子，雪夜襲蔡州的名將李愬的兄長，做過武寧軍節(jié)度使，因罪去職，所以去盤谷做隱士。但這位李愿，新、舊《唐書》都有傳，雖然貶過官，那是在長慶二年(822)宣武節(jié)度使任內(nèi)，旋即起用，一直到長慶四年(824)韓愈逝世這年還在做河中節(jié)度使，并無隱居的經(jīng)歷。而這篇贈序作于貞元十七年(801)，韓愈才三十四歲，因此這篇贈序所寫的，當是另一位李愿。這另一位李愿的仕歷，則無從查考，序中也無一字提及。(韓愈另有《盧郎中云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詩，作于元和六年[811]，涉及的也是這個李愿，也無資料提供。)不過文中他自說想做而做不到富貴權(quán)勢人，但又不愿做奔走官場的趨炎附勢人。可推想他大概屬于后一類人，也就是曾做過官，但官職不高，不得意，所以棄官歸隱。隱士是人品高尚之人，棄官歸隱也是高尚之事，韓愈為李愿送行，上來竟不將他的仕歷略為交待幾句，只是閑閑寫盤谷是可隱之地，你李愿“居之(住下)”吧。不寫足，留待讀者自去尋索。

李愿歸隱的原因，是下面一段由李愿自己說出來的。他對三種類型的人做了比較，然后選擇了隱居一途。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首段的文與尾段的歌，皆是此段的陪襯，但也不是閑筆，無首尾也就無中心。借人之口來做文章，這是韓愈常用的一種筆法。如《圬者王承福傳》借王承福的自述，做成一篇文章。又碑志中有一篇《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也是用“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語曰”云云，引入下面墓主張圓的不幸遭遇與生平事跡的。當然各文的寫法，并不雷同。

李愿所講述的三種人，一種是富貴權(quán)勢人，一種是趨炎附勢人，另一種是山林隱居人。對這三種人，他都有形象性的描繪。這里的關(guān)鍵是“大丈夫”這個詞的稱呼。他對富貴權(quán)勢人和山林隱居人統(tǒng)稱為大丈夫。韓愈引述的李愿的話，“愿之言曰”，第一句就是“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他知道什么？就是接下來講述的富貴權(quán)勢人與山林隱逸人都是他所謂的大丈夫。他們當然也有區(qū)別。區(qū)別在于：富貴權(quán)勢人是“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山林隱逸人是“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對前一種人，他不是不想做，而是“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做不到，只好委之于命不好；后一種人，其表現(xiàn)較前一種人退一步，承認命運的安排，但是也是大丈夫，所以“我則行之”。由此可知，富貴權(quán)勢人與山林隱逸人從表面看，似乎是判然不同的兩種人，但在李愿看來，實際只是一種人，即大丈夫。既然都是大丈夫，我們就應(yīng)該來看看大丈夫必須具有的條件。孟子為大丈夫定下的條件是歷來所公認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可見大丈夫不是隨便可稱的。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李愿所“不可幸而致也”的富貴權(quán)勢人，這種人作威作福，驕奢淫泆，無論如何夠不上大丈夫這個規(guī)格。再來衡量李愿所要“行之”的山林隱逸人，行事、人品應(yīng)該說都是很高尚的；但是很可惜，如他自己所承認的，這類人對于富貴和威武不是“惡此而逃之”，而是歆羨之唯恐不及，對于貧賤是不得已而就之的。可以肯定，一旦有富貴和威武的可能，這類人是立刻就會去貧賤而“移”向富貴和威武的。這種人，自然也是達不到孟子所說的大丈夫的標準的。

前人往往以為，在李愿的心目中，富貴權(quán)勢人與趨炎附勢人是等同一類，都受他的鄙視；而山林隱逸人則是高潔一類，是贊頌的對象。有這樣的說法，“極力形容得志之小人與不得志之小人，而隱居之高尚乃見”(劉大櫆語)。這是忽略了李愿將富貴權(quán)勢人與山林隱逸人同稱作“大丈夫”，視為同一類人；而與他們相對立的，則是趨炎附勢人。李愿所說“賢不肖何如也”，這個“不肖”只指趨炎附勢人，決沒有包括富貴權(quán)勢人在內(nèi)的意思。從行文的次序來看，倘若富貴權(quán)勢人與趨炎附勢人是同一類人，那就應(yīng)在形容富貴權(quán)勢人后，緊接趨炎附勢人，不應(yīng)中間插入山林隱逸人，生硬地把他們分隔開來。

如上所述，“大丈夫”一詞是李愿自述的關(guān)鍵。只有弄清他所謂的“大丈夫”的真實含義，方能理解李愿思想的實質(zhì)。

那么，韓愈的看法如何？他轉(zhuǎn)述了李愿的說話，是不是亦即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在這個問題上，前人往往也有誤解，以為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其實不然，他們有同有不同。對趨炎附勢人的看法，這種人“不肖”，看法是同的；但是，對所謂“大丈夫”的兩種人的看法，顯然并不相同，韓愈不會贊同降低了標準的所謂“大丈夫”。或問：照此說來，韓愈何以未表示反對或批評呢？答曰：請注意韓愈在聽完李愿的描述后的反應(yīng)，“聞其言而壯之”所用的“壯之”二字，這就是表示他的委婉的反對或批評，不過用的是相當巧妙而含蓄的方式。回家做隱士，與世無爭，又不是上戰(zhàn)場，赴國難，原是不用“壯之”的；現(xiàn)偏用此二字，使人覺得突兀，突兀之余不免思索，思索之后，方知這是針對李愿的說大話、表決心的豪言壯語而言的。李愿這位朋友很自負，自以為做起隱士來品格很高，韓愈雖然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也不便在贈序中公然提出批評，于是便在有意無意間點他一點，委婉地諷刺一下，然而文章卻做得天衣無縫，不落絲毫痕跡，朋友看了也滿心喜歡。相傳蘇東坡曾說：“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執(zhí)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跋退之送李愿序》)不知東坡所指是不是也有這個意思，這里也且放下，請讀者探究吧。

贈序后綴以詩歌，或先有詩歌而后寫序，都是贈序的一種體式，當然也可以是沒有詩歌的。這篇序后的“歌曰”，用的是楚辭體，主要是韓愈自己抒發(fā)向往隱居之樂的情懷。混跡官場，為進取而搏斗，卻屢遭挫折，自然希望遠離社會，躲開煩惱。但這僅是愿望，現(xiàn)實生活中不可能真正實現(xiàn)。歌詞最后說：“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這種愿望或許是真誠的，但韓愈真會相信自己這樣做嗎？這是值得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