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目醒心編》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杜綱編撰。十六卷。成書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乾隆五十七年原刊本。另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還有道光九年達道堂刊本、同治十二年大文堂復本等。

此為清代擬話本小說集，十六卷，一卷一題，演一個故事，每卷分二、三回不等。

現載北京圖書館的原刊本上有 “自怡軒主人”序。這位“自怡軒主人”是作者杜綱的朋友許善。《序》云“草亭老人(按： 指杜綱)……老不得志，著書自娛。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有感觸，皆筆之于書”，說明此書創作完成于杜綱的晚年，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見聞。杜綱加以必要的藝術提煉而成。但這十六篇小說中，也有少量的作品題材采之于他書，甚至是襲取其它小說而成。如卷二《馬元美為兒求淑女，唐長姑聘妹配衰翁》敘寫的故事，基本同 《明齋小識》卷三所載青浦縣徐氏女之事; 卷五《執國法直臣鋤惡，造冤獄奸小害良》所述徐福達之獄，源自 《明史》; 卷八《御群兇頓遭慘變，動公憤始泄奇冤》講述的烈女張氏，可證《歸震川集》的有關記載; 卷十一《詐平民恃官滅法，置美妾藉妓營生》 皆類《石點頭》卷八《貪婪漢六院賣風流》; 卷十四《遇賞音窮途吐氣，酬知己獄底抒忠》的第一回采自于《古今小說》卷八《吳保安棄家贖友》;卷十三《爭嗣議力折群言，冒貪名陰行厚德》的第一回，乃從《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讓產立高名》衍化而來。盡管如此，《娛目醒心編》仍不失是一部較為優秀的小說集。

正如書名所表明，杜綱的創作主旨是“娛目”和“醒心”。所謂“娛目”，是指小說的可讀性，也即藝術上的審美追求;而“醒心”，系指小說的思想教育作用。他在卷十《圖葬地詭聯秦晉，欺貧女怒觸雷霆》中說：“心即是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一定之理。”這表明，杜綱眼中的 “心”，是至高無上的 “天”。他要“醒心”，也就是要喚醒人們的天理良知。對此，“自怡軒主人”說得十分明確。其《序》云： 這十六篇小說，“考必典核，語必醇正。其間可驚可愕，可敬可慕之事，千態萬狀，如蛟龍變化，不可測識，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無一迂拘塵腐之辭，而無不處處引人于忠孝節義之路。既可娛目，即以醒心。而因果報應之理，隱寓于驚魂眩魄之內，俾閱者漸入于圣賢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風俗不無有補焉。”這就是說，杜綱企望把人世間的種種“可驚可愕、可敬可慕之事”，托之于因果報應之理，欲“處處引人于忠孝節義之路”，補社會風俗和人心的醇正。認清這一點，為我們解開此書的藝術堂奧提供了一把 “鑰匙”。

打開《娛目醒心編》，第一篇就是《走天涯克全子孝，感異夢始獲親骸》。杜綱借曹士元千里尋覓父親尸骸的故事，刻劃了一位“萬古千秋名不死”的孝子形象。小說描寫曹士元的父親長期在外經商不歸，后從朋友處得知其已身死異鄉。他決定千里迢迢去尋取父親尸骸，其間歷盡艱險，幾次死而復生，終于“精誠一線上通天”，由父親托夢于他，覓得尸骸歸葬。在這則感人的故事中，杜綱的本意是稱揚曹士元的“純孝”之心。這在小說開頭的一首七絕中早已昭示。但小說在客觀上也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因為產生曹士元家庭這一悲劇的原因，是當時社會的動蕩。作者在小說中點明： “此系乾隆初年事。”他雖然沒有直接敘述士元之父慘死的原因，但在第一回中則說： “設不幸而父南子北，兄東弟西，生離猶如死別，豈非人生極苦之事? 然或遭世亂，或為饑驅，好好一堂聚處的骨肉，弄得一在天涯，一在地角，生不能形影相隨，死不能魂魄相依者，比比而有。”在第一回和第二回的開頭，杜綱還列舉孝子徐爾正和黃向堅的故事，反復強調其時“天下荒亂，百姓流離受苦”和“天下大亂，干戈四起，據土稱王者紛紛不一，滇海一路幾成異域”。這就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封建統治者，正是他們的殘酷統治和血腥掠奪，才造成了社會的 “世亂”和人民的 “饑驅”，導致一幕幕人間悲劇的產生。

應當說，如《走天涯克全子孝，感異夢始獲親骸》這樣的小說，在《娛目醒心編》是非常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的。作者把對封建社會的不滿和控訴遮掩在因果報應和忠孝節義之類的封建道德的外衣中，構成了全書的主要思想特色之一。

我國通俗文學的創作者，大多是處于社會中、下層的知識文人，或從藝，或落拓，屬于市民陣營中的一員。面臨著強大的封建勢力的壓迫，他們心懷不滿和仇恨，多少次的反抗又都以失敗而告終，嚴峻的事實逼著他們只得把改變自身命運的希望寄托于封建統治者的大發善心和冥冥之中的神靈庇護。因此，那種因果報應和忠孝節義之類的思想很自然地成為支撐其靈魂的精神支柱。這可說是宋元明通俗文學中因果報應和忠義節義之類思想泛濫的根源之一。至清代初年，封建統治階級下令在全國頒行《太上感應篇》等“善書”，更使這類思想找到 “護身符”，堂而皇之地充斥于各類文學作品之中，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大“奇觀”。

杜綱處于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難免也會受到影響。如卷九《賠遺金暗中獲雋，拒美色眼下登科》的第一回，敘秀才康有仁因拾金不昧高中進士，而另一秀才趙國棟因圖賴銀兩落榜而死;第二回敘秀才陸德秀拒女色而一生飛黃騰達;而另一秀才潘再安因貪圖 “幾夜歡娛”而終身淹蹇。作者的用意是勸導士子要“臨財不茍”和 “見色不淫”，方能出人頭地，“夫唱妻隨，連生貴子，官至尚書”，歸根結蒂，是要人們躋身仕林，成為封建統治集團的成員。所謂“觀此者可不急自猛省哉!”即此意也。

然而，這只是杜綱創作 《娛目醒心編》的一個方面。我們如果僅僅這樣來理解杜綱，那真是太冤枉他了。綜觀全書，可見杜綱所宣揚的因果報應和忠義節義的思想主要是針對封建統治集團的。上至皇帝丞相，下至公子大夫，什么府縣官吏，衙役差人等，都在小說中得到了 “曝光”。在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藝術描寫中，《娛目醒心編》閃現著民主思想的光華。

我們先來看卷六《愚百姓人招假婿，賢縣主天配良緣》。小說敘述了上海縣的一樁 “兒女相爭” 的財產案。作者在第一回中對此評論說： “大凡為州縣者，須有愛民之心，又有愛民之才，斯能體恤民情，通達下意，看百姓事直如自己的事，處置得停停妥妥; 雖至極難分解之訟，而格外施恩，法外用意，不唯心力為勞，兼且解囊相助，將壞事變做美事，奸巧者轉受奸巧之累，良善者仍得良善之益，方是為民父母的道理。若為官府者貪婪不法，唯知奉承上官，刻剝百姓，民事置之不問;事有疑難，全不細心體察，一味聽了胥吏，湖涂了賬，何以折服人心? 于地方有何補益?” 明確地把筆鋒指向封建社會中的 “為州縣者”。

如果說，杜綱在這則小說中還祈望賢明官府的清正吏治，那么，他在卷五《執國法直臣鋤惡，造冤獄奸小害良》中，則嚴厲地抨擊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統治。這篇小說敷演的是明代徐福達一案。杜綱對此評論說：“明季嘉靖年間有件大冤獄，人人切齒。只因究治一小人之黨，連及國戚大臣。朝廷為保護國戚起見，并將小人縱釋，俾宵小奸人反得漏夢，而執法直臣，轉誣他屈陷無辜，下獄抵罪。臺諫諸臣有出來爭論的，盡遭戮辱，遂成縉紳之禍。豈非賞罰是非不明到極處了。”在這段話中，他把抨擊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朝廷”——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為 “保護國戚”，居然顛倒黑白，指忠為奸，“賞罰是非不明到極處了。”在小說具體的藝術描寫中，杜綱則把筆鋒直刺嘉靖皇帝，說：“要曉得嘉靖帝原非昏庸之主，但因議大禮上亦受了臣下多少委曲，今日二臣之言，正觸其怒，便信以為然，遂發出一道旨意，提福達一案來京，并拿解巡按馬錄同審。諸臣尚在夢里，全不曉朝廷已有先入之言，提到審時，三法司仍照前訊口供覆奏。嘉靖大怒，詰責問官審事不實，命張璁兼攝都察院，桂萼兼攝刑部，雜治其獄。斯時，群臣才曉得朝廷聽信讒言，大局有變了。……那嘉靖只道審出實情，不被眾臣瞞騙，那曉朝綱是非已被權臣弄得七顛八倒了! 發下旨意; 福達釋放，薛良抵死，巡按馬錄及臺諫諸臣俱著錦衣衛廷杖一百，分別治罪。”由此可見，在杜綱的心目中，皇帝也非圣人。他也會聽信讒言，與奸人沆瀣一氣，誣陷忠良，把國事“弄得七顛八倒”。其抨擊之大膽，殊屬少見。在這篇小說中，杜綱還描寫了國戚武安侯郭勛，嘉靖帝的寵臣張璁、桂萼等上層統治者招權納賄，狼狽為奸，殘害忠良和人民的行徑。一句“如今世界，有了錢，強盜也做得官了”，多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 張璁、桂萼“只要迎合上意，那管天理良心”，極其殘酷地廷杖馬錄，又剝盡了封建政治“清平圣明”的偽善外衣。從回前詞《憶秦娥》看，杜綱把造成“世道亂紛紛”的責任歸之于封建統治者的罪惡，令人矚目。

杜綱生活的時代，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大崩潰的前夜。地主階級的統治在表面上還維持著一點“盛世”之象，但其軀體卻似“忽喇喇將傾大廈” 《紅樓夢》，“一切都爛透了”(恩格斯)，只是垂暮前的回光返照。當時社會世風日下，人情澆薄，各種潛伏著的矛盾勃發。這一切都在把巔波于汪洋大海之中的封建統治之舟推向翻覆的邊緣。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挽救滅頂之災，除了在政治上、經濟上加緊向人民掠奪外，在思想上還制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在康熙、雍正年間，它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杜綱一生正直不羈，當然不會去以卵擊石，但也絕不甘于自我沉淪，乃舉筆宣泄對封建統治的不滿和反抗。

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杜綱在 《娛目醒心編》 中，凡用明代的題材創作的小說，包括對皇帝在內的封建統治者的抨擊，毫無顧忌，筆鋒相當犀利;而對清代發生之事尤其是 “近今” 的故事，其語調較為緩和平展，大多運用勸諭的口吻。對此，他在卷六的結尾處說： “不知此系近日之事，人皆現在，說了一邊好的，便形出一邊不好的來，招人怨恨，不如渾融些的妙。”這就告訴了我們，他這樣做是擔心 “招人怨恨” 而給自己帶來禍害。由此可見，在描寫 “近日之事”的那些小說中，作者使用的是曲筆。這正是杜綱上述文化心態的真實反映。《清實錄》上記載康熙皇帝曾頒布過如下詔書： “凡有開載明季時事之書，亦著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處于嚴酷文網之下的杜綱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我們在領略 《娛目醒心編》的思想題旨時不可忽略于此。換言之，杜綱在描寫明代之事的小說中，凝注著他對清代社會現實的臧貶。這種易清為明的手法值得注意。如卷五有關明代“廷杖”的描寫，具體逼真，若不是親歷其境，絕難寫出，此中無可懷疑地融合了清代衙門的行刑。在小說所描寫的那些貪官污吏，自也有著當朝權貴的影子。

從我國話本小說的發展來看，《娛目醒心編》是處于其衰落期的作品。它的思想內容比之全盛期的話本小說來說，較多的蒙上了一層忠孝節義的封建道德說教。在統治階級的文化和勞動人民的文化日益融合的過程中，逐步向前者傾斜。這固然有著時代和社會的原因，也和杜綱的思想和生活有關。盡管如此，小說還是多方面地展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其中，表現市民的生活在全書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作者的筆下，活躍著劉達觀、蔡節庵、房之孝 (卷三); 王慕郭、周二官 (卷六);朱漁翁 (卷十); 吳有源(卷十三); 唐六生 (卷十四)等各階層市民，他們各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在社會上生活中，構成了一組色彩斑斕的生活畫面。尤可注意的是杜綱在一些表現婚姻題材的小說中，塑造了“奇女子”的鮮明形象，呈現出晚明進步思想潮流的余緒。卷四 《活全家愿甘降辱，徇大節始顯清貞》第一回中的封氏，在戰亂中為保全合家性命，甘愿嫁與他人為妾，后設計逃回。作者稱贊她的這一行為說：“封氏委曲全家，用計求脫，真是女中丈夫。”卷二《馬元美為兒求淑女，唐長姑聘妹配衰翁》，敘唐長姑為續夫家之婿，嫁妹于其翁的故事。如果我們剔除其封建思想的成分，就可看到作者對這位“大奇女子”極為贊揚。第二回的回前詩中說： “紅絲一縷百年親，巾幗奇謀意更真。煉石會將天罅補，媧皇端是大功臣。”小說的結尾說唐長姑“識權達變，見得明，識得透”等等。這都表明了杜綱較為進步的婦女觀。

由上觀之，《娛目醒心編》一書，乃是杜綱以因果報應，忠孝節義的思想為主導編織的一幅清中葉的社會生活圖畫。他借明喻清，揭露和抨擊了封建統治下的黑暗現實，同情被壓迫者的不幸，并贊頌了包括女子在內的有道者的美好品德，值得一讀。

當然，此書也有不少糟粕。最突出的是宣揚了封建的果報和迷信思想以及對民眾起義的誣蔑。這使它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力量都有所削弱。

由于杜綱創作《娛目醒心編》的主旨是“醒心”，所以，他把各類故事都編織于因果報應和忠孝節義的網絡之中，并且較多地運用議論，在若干小說中又不時穿插他人的文章，這從藝術表現的角度看，確是一弊，讀之使人有枯燥乏味之感。但作者議論的慷慨激憤，意切情真，又有利于小說思想主題的表達。另外，小說在刻劃人物的藝術形象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前面例舉的卷九，是運用對比手法塑造人物藝術形象的典型篇章之一; 卷十一《詐平民恃官滅法，置美妾藉妓營生》多例并舉，描寫了蓋有之的奸邪惡毒，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生動的細節，個性化的對話等，都對凸現人物的鮮明性格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從文體演變來看，《娛目醒心編》也有值得注目的特點。我國的話本小說，本是一回一篇，有篇首、入話、頭回、正話、篇尾等藝術體制。但《娛目醒心編》把回擴展為卷，又把入話或頭回擴展成一回。所以，每則小說有二至三回不等。每回既和全卷有著共同的思想主題，但大多又可獨立成篇。這和每回下有注明內容梗概標題的《照世杯》相比，顯然向著現代短篇小說之路邁進了一步。總之，《娛目醒心編》在藝術上尚有可資借鑒之處，它的不足也往往和成功揉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