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感·陳三立
八駿西游問劫灰，關河中斷有馀哀。
更聞謝敵誅晁錯，侭覺求賢始郭隗。
補袞經綸留草昧，千霄芽蘗滿蒿萊。
飄零舊日巢堂燕，猶盼花時啄蕊回。

陳三立存詩自辛丑年(光緒二十七年，1901)始，是詩為《散原精舍詩》之首篇。當時庚子國難馀波震蕩，遠未了結，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挾光緒帝逃往西安未歸。身在金陵的“神州袖手人”眼看朝局風云變幻，不禁百念并生，詩以志感。

詩人從“八駿西游”入題，將個人情感與庚子西狩這一歷史事件相連，使全詩抹上了濃重的時代色彩。新春將臨，亡命在千里之外的光緒帝，竟然無法讓他的“子民”們知曉落難的詳情，此刻是兇是吉，最使詩人牽心掛肚。那哀痛自然與“皇上蒙塵”有關。“關河中斷”，寫的是地理上的隔絕，其實詩人的隔絕之感，更起因于自己身遭罷黜。戊戌那年，一紙“革職，永不敘用”的“圣諭”，冷酷地割斷了君臣的名分，這一“斷”尤為刻骨銘心。要沒有戊戌政變的禍根，又何嘗會招致庚子大難，詩人耿耿于懷者，已不全在難詳“圣主”的下落。如今我這個被黜之臣與受挾之君中間，只有縷縷不絕的眷情尚在。一“問”字竟成了昔日君臣關系的全部體現，此中哀怨，自難勝言。“馀哀”的感情容量也只能從詩外去找尋了。

詩人已游離于政局外，但仍以戊戌變法圈中人的眼光審視現實，揭示造成這場歷史悲劇的根源。詩的頸、頷兩聯，以比喻、運典的手法，將戊戌至庚子的朝野變局極其精括地展示出來。當政者迫于困境，欲訂城下之盟，不惜以“誅晁錯”作為給八國聯軍的酬禮。載勛、載漪、毓賢、剛毅、英年、趙舒翹等盲目仇外，而終成慈禧求悅洋人的犧牲品。與此相對，詩人提到了同代的“郭隗”們，想維新風行之時，光緒帝羅致人才，委以重任，詩人與其父陳寶箴及康、梁等人，或許正是詩中喻指的“求賢”對象。時過境遷，當年的賢士未得一伸大志，令人抱憾不已。在隱去了的歷史事件背后，詩人的不平之氣通過情系“郭隗”得到了宣泄。以慈禧為首的當權者，在無可奈何“誅晁錯”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對維新派人士開復原官的措施，只是對詩人來說，不過徒增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感慨而已。清廷如果是真心“求賢”，欲結束聽任誤國庸才參與朝政的局面，就非得著眼于數量極眾的在野者，那里既能產生挽回時運的“補袞”人才，卻又不乏使民眾反抗形成“干霄”之勢的火種。前者幾乎是詩人的自況，后者顯然為“義和團”運動的寫照。詩人不明斷孰是孰非，就揭示出庚子國難肇始于柄國者政治目光的短淺。可悲的是，詩人的劫后議論，已無法使時間倒轉，重新嘗試賢士們的政治主張了。詩人為志心中之“哀”，羅列了一連串貌似各不相關的歷史現象，而這樁樁件件，層層加碼，增添了詩歌的負重感，促使人們去思索，去反省。詩人指出的是近代中國社會排外轉而媚洋、拒賢激發民“亂”的種種變態，意在警醒世人，去發覺社會百態的內在聯系。詩人不可能理解造成庚子國難有其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深層原因，但他能意識到庚子國難是戊戌政變的必然結局，卻透出些許冷峻的理性之光。

詩人雖然以旁觀者的立場去陳述史實，發抒哀感，但并未忘卻清廷舊臣的身份，始終關注著“皇上”的命運。他將自己比作戀主的巢燕，“飄零”而不失歸意，指望著光緒帝回鑾主政，重振綱紀的那一天，詩人或能再溫輔君變法之夢。“回”是對“斷”的照應，也是由“哀”而“盼”感情轉化的基礎。現實生活中的陳三立回絕了友人為他具疏爭復官的善意，因為他“愾然知時不可為”(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啄蕊”之說，只是他眷念舊主、“中興”清室之心不死的一點表露罷了，全無復出干政的事實依據。

《書感》是陳三立“煩冤離慜，一放于詩”(同前)的代表之作，沒有血淚迸濺的長吁短嘆，幾個典故，幾幅圖景，就化入了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的時代縮影，表達出放廢舊臣的至痛至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