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居后十首(其三)·宋湘
名山好著書，著書何為者？
當其結撰時，古今復天下。
書成取自讀，不如無書也。
事理如牛毛，攬之才一把。
家家十萬言，累人讀欲啞。
請君行看湖，塵埃與野馬。

《湖居后十首》是作者居家鄉豐湖(亦稱西湖)時寫的一組短古。組詩運用抒情、議論、敘事多種手法，信手而寫，自然醇厚。這是其中的第三首，議論關于著書立說之事。

著書立說是古代儒家三不朽理論的最后一項。德、功、言三者，德為泰上，但德是屬于內圣方面的，它可以自完自足地體現在個體身上。功則得通過實踐來完成，在社會群體中體現價值，它是利祿的來源，有了功就有地位，就能影響輿論。所以三者的排列雖是功居中，但它實際上卻是古人最想得到的。但功不一定能追求到，圣人孔孟都無所作為，即使追到了，在古人看來，也是多有現實意義而少有歷史意義。因此一些追不到功名或希望名垂不朽的人就常著書立說。

然而大概這種排列法本身就說明著書立說也如嚼雞肋，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追求，并無多少意思，所以歷代不斷有文人拿它與功業相較，否定自己或同類人所做的事。這種否定有時是牢騷，有時就是他們對此事的認識。揚雄說辭賦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曹植認為自己應該“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李白看到別人“西屠石堡取紫袍”，深感自己作為文人“萬言不值一杯水”，對那些“白發死章句”，“未步先起塵”的儒生他也覺得可悲可笑；李賀的《南園十三首》反復申述當書生沒出息，說書生“尋章摘句老雕蟲”，問“若個書生萬戶侯”；元朝的讀書人被迫淪為措大、酸丁、老九；清朝文人自嘲自貶的就更多了，袁枚說“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六《自嘲》)“就有著述，亦不過雕蟲篆刻”(《小倉山房尺牘》卷二《寄房師鄧遜齋先生》)；趙翼說“論古雖如廷尉平，詩文事已一毫輕”(《甌北詩鈔》七言律六《稚存見題拙著甌北詩話次韻奉答》)“仙有飆輪佛有航，書生失計落詞場”(《甌北詩鈔》七言律五《答子才見寄之作》)；那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就出自清朝的黃景仁筆下(《兩當軒集》卷一《雜感》)。宋湘與袁趙黃基本同時，感受相似。他的《說詩八首》之八說：“讀書萬卷其須破，念佛千聲好是空，多少英雄齊下淚，一生纏死筆頭中。”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書生都在被社會遺棄的體驗中感到了從文著書的無益無利，所以符葆森說宋湘的這首《說詩》絕句“可為千古儒生同聲一哭”(《寄心庵詩話》)。

寫《說詩八首》時詩人的心境大概正受功名利祿心的支配，他和許多士子一樣希望通過讀書著述找到出路，而現實無情地否定了他所遵行的人生道路。他為之痛苦不堪。而在湖居時，詩人的心情平靜了，老莊思想猶如湖上的和風吹拂著他的心靈。在平靜中，他更換了審視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角度和理論依據，發現作文著書、纏死筆頭是可悲的，其實也是沒有必要的。書生的落泊感當然與社會的不重視有關，但可能也與書生的自作多情、過分自負、不切實際有關。讀書人總是以為自己能經世救國，社會需要他來設計，寫的書可以藏之名山，傳之不朽，寫起來洋洋灑灑，論古證今，動輒萬言。其實當權當道的人對他們的需要是有條件的，而他們所著的書往往也沒有多少自己的新東西，書中絕大部分文字都是為了證明那“攬之才一把”的觀點事理而找來的材料，寫書實在是累己又累人的事。得出這樣的結論對自己也是文人書生的宋湘來說是可悲的，但他畢竟這么想了。此時他想到的是老莊的高論：“大音希聲”，“大言不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以為倒不如免動尊筆，任應自然，像湖上的游氣(野馬)、塵埃，隨生物以息相吹之道自生自滅。在深刻地體驗了做書生的無聊與痛苦之后，他又一次像許多求不到功名的人用老莊思想否定功名的意義那樣否定了著述的意義。欲有為——難有為——肯定無為，不知道有多少古代文人都完成了這樣的人生心理活動軌跡。

五言古詩是僅晚于四言詩而興起的古體詩，假如以之表達尚無為的思想，表達時又不求幾個字講一層意思的整齊，那么這首詩很可能就是自然古淡的。如果詩中又能發一點具有一定真理性或概括性的議論，那么詩就將再帶一點厚實。本詩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口語化地談了一種道理，結尾又回到老莊的大道世界里去，所現的風貌自然也就是古淡厚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