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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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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由于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在成都時被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杜甫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他的生活從20歲后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從玄宗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至天寶四載（公元745年）。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游》）在這兩次漫游里，他看到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東的文化內涵，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開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可能在這時與夫人楊氏結婚。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游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有時也議論時事，結下深厚的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后沒有再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這時唐王朝還強盛，倉廩相當充實，可是玄宗開始好大喜功，開拓邊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會上已經隱伏著不安定的危機。杜甫對此有所預感，但并未正視。他過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獵的浪漫生活。他在這時期寫的詩，根據他自己的敘述，可能已有數百首，不過只有二十幾首流傳下來，主要是五言律詩和五言古體詩。其中雖有像《望岳》那樣不同凡響的作品，但總的說來，還沒有超越杜審言那一時期名詩人的水平。

第二時期，從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居住十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到長安，目的是求得一個官職，有所建樹。天寶六載，玄宗詔征文學藝術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都就選，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于以“口蜜腹劍”著稱的中書令李林甫陰謀破壞，應試者沒有一人被選。天寶十載，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得到玄宗的贊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沒有下文。他不斷寫詩投贈權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也都毫無結果。最后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這已經是杜甫在長安的末期，安祿山叛亂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變了他在開元時期勵精圖治的優良政風，一任宰相貪污驕橫，邊將窮兵黷武，自己則在宮中尋歡作樂。人民受到的租稅與征役的殘酷剝削日益加劇。杜甫“嘗困于衣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陪伴他們詩酒寓游，取得少許資助。同時，他結交一些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也比較廣泛地接觸勞動人民。他從貧乏的坊巷走到貴族的園林，從重樓高閣互競豪華的曲江走到征人出發必須經過的咸陽橋畔，仕途的失敗使他能客觀地認識統治階層的腐敗，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能體會到人民的疾苦，這兩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的詩中得到反映。天寶十一載以后，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開始給當時的詩歌增添新的內容和新的表達方法。天寶十四載冬，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尖銳的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的家庭景況，這是他十載長安生活的總結，也標志著唐朝盛世最后的覆滅。這時期流傳下來的詩約一百余首，其中優秀的詩篇大都是五言、七言古體詩。

第三時期，從肅宗至德元載（公元756年）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安祿山起兵后，長驅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杜甫這時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屬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杜甫陷落叛軍之中將近半年，看著莊嚴整飭的京城一片荒涼，生靈涂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先后在陳陶、青坂兩處都全軍覆沒的消息，滿腔悲憤，寫出《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詩。

至德二載（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八月，他回到家鄉探視妻子，完成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相媲美的長詩《北征》，描繪了旅途上凄涼的慘景和家境的貧窮，表達了對于當前局勢的意見。

同年九月，唐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肅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這時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內肅宗新貴與玄宗舊臣相斗爭的影響，外調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與長安永別。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著名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后人簡稱為“三吏”、“三別”。

杜甫回到華州，已是初夏。這時關輔大饑，朝廷內李輔國專權，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棄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滿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艱難的蜀道，于年底到達成都。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社會政治、經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上，朝廷對內喪失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力量，對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經濟上，由于連年戰亂，加上自然災害，農村一片蕭條，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反而有增無減，造成人口銳減，生產力降低。杜甫也親身經歷了十分錯綜復雜的變化：流亡、陷賊、在皇帝身邊任左拾遺、出貶華州、取道荒涼的洛陽道、寄居秦州、艱難入蜀，無論是人事關系或是自然環境，都有很大的懸殊。這樣的生活經歷比長安時期要豐富得多，也艱苦得多，因此產生的詩歌多種多樣，流傳下來的有二百余首，大部分是杜詩中的杰作。

第四時期，從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內，杜甫在蜀中八年，在荊、湘三年。杜甫在夔州時說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后住過五年，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結束了四年流離轉徙的生活，得到一個棲身的處所。他離開了干戈擾攘、哀鴻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現出一片田園美景，花鳥蟲魚都好像對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勞苦憂患的生活暫時得到休息，他也懷著無限的愛寫出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但他并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嚴武來成都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給過杜甫不少幫助。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七月，嚴武應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變，杜甫流亡到梓州、閬州。

寶應二年春，延續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束。杜甫聽到這個消息，驚喜欲狂，以為有希望回到洛陽，脫口唱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七律，迸發出內心的歡悅，這是杜甫生平最快樂的一首高歌。但快樂只是曇花一現，國內混亂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舉入侵，十月間一度攻陷長安，杜甫對此表示無限的關切：“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早花》）。他寫出許多首詩，陳述他的政治思想。

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春，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嚴武舉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在成都節度使幕府中住了幾個月，因不慣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嚴武允許了他的請求。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嚴武突然死去，杜甫失去憑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領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結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個階段。

杜甫于九月到達云安，因病不能前進，直到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滿兩年，創作十分豐富，成詩四百余篇，占全部杜詩的七分之二。詩中歌詠了夔州窮苦的勞動人民，描繪了這里險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動亂和對于長安、洛陽的思念，懷友憶舊之作也大量增加?？墒撬慕】登闆r越來越壞，瘧疾、肺病、風痹、糖尿病等不斷纏繞著他。

因為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杜甫在大歷三年（公元768年）正月起程出峽。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數月，在年底到達岳陽，寫出生動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歲晏行》。

大歷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兩年，他居無定所，往來于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大歷五年冬，死于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上的舟中，終年59歲。他逝世前寫出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詩中有句“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仍以國家的災難為念。杜甫死后，靈柩停厝在岳陽，四十三年后即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將其移葬于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在這十一年內，寫詩一千余首，占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三，大部分是近體詩——絕句和律詩，還有長篇排律。

杜甫把詩看做是他終生的事業，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從7歲學詩，直到死亡前夕，沒有停止過寫詩；他從安史之亂起，至抵達成都前，在最艱苦的歲月里，寫出的詩歌思想內容最為深刻；他在夔州身體衰弱多病，寫作的數量最為眾多。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充滿愛國、愛人民的政治熱情，在藝術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新詩改罷長自吟”（《解悶十二首》之七），說明他創作的嚴肅態度。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他繼承優良傳統、評騭古今詩人的主張。

總的說來，杜甫是以饑寒之身永懷濟世之志，處窮困之境而無厭世思想，在詩歌藝術方面集古典詩歌之大成，并加以創新和發展，給后代詩人以廣泛的影響。

杜甫在世時，他的詩歌并不為時人所重視，逝世四十年以后，始見重于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運動，在文藝思想方面顯然受到杜詩的影響，李商隱近體詩中諷喻時事的名篇，在內容和藝術上都深得杜詩的精髓，宋代著名詩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都對杜甫推崇備至，他們的詩歌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的傳統。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虜，囚居獄中，用杜甫五言詩句集詩二百首，在《集杜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杜詩的影響所及，不僅局限于文藝范圍，更重要的是，詩中愛人民的精神感召著千百年來的廣大讀者，直到今天還具有重大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