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
唐·李世民《帝范》
解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他在位23年,使唐朝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現(xiàn)了空前的繁榮。由于他在位時年號為貞觀,所以人們把他統(tǒng)治的這一段時期稱為“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我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時期。
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diào)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yǎng)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征發(fā)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舊宮殿里住了很久。
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lǐng)下,全國上下一心,經(jīng)濟很快得到了好轉(zhuǎn)。到貞觀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xiàn)了一片欣欣向榮的升平景象。
唐太宗即位之后便聽從了尉遲敬德的建議,主要是針對如何處理原來屬于太子李建成東宮集團的人。尉遲敬德說殺人過多不利于國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寬容的態(tài)度對待原來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還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寬容化解了許多矛盾,也使許多原來站在對立面的人能夠有機會轉(zhuǎn)變過來,成為治理國家的有用之才。
因為唐太宗采取了寬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樞決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建立起來,除了唐太宗的屬下,還有之前李建成集團的人。在新的領(lǐng)導集團里,因為李建成的消失,使他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為國家籌劃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貞觀之治能夠出現(xiàn)的很重要的原因。
領(lǐng)導集團順利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們共同總結(jié)了隋朝滅亡的教訓。對于隋朝的興亡,唐太宗是親眼所見,有親身體會的。在他眼里,隋朝本來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大帝國,經(jīng)濟實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煬帝才能有條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請他們來,用上等的物質(zhì)財富招待,最后還賞賜了他們很多財物。據(jù)估計,隋朝當時儲備的糧食夠五十年用的,但隋煬帝僅僅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就使這個龐大的實力雄厚的帝國分崩離析,自己也落得悲慘的下場。
為了使唐朝長治久安,唐太宗將隋朝滅亡的教訓總結(jié)出了三種原因。第一,奢華浪費,勞民傷財。隋煬帝為了享受,大修宮殿,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運河。第二,生活腐化墮落,荒淫無道。為滿足自己的貪欲,讓全國進獻珍奇寶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戰(zhàn)爭太多,耗費國力。好大喜功的隋煬帝東征高麗,得不償失,加上其他戰(zhàn)爭使得民不聊生,最終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了隋朝的滅亡。
在慘痛教訓的對照下,唐太宗下決心進行徹底治理,加上下屬大臣們的通力協(xié)作,“貞觀之治”在中國歷史上展開了它美麗輝煌的畫卷。
治理國家很重要的一條便是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這是唐太宗治理國家的第一出發(fā)點。在唐朝建立之初,從魏晉南北朝時期流傳下來的重武輕文的傳統(tǒng)還沒有改變,許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戰(zhàn)時勇猛無敵,但在治理國家、處理政務方面就不再是內(nèi)行了。因此唐太宗將選官的標準定在了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這從根本上影響了唐朝的選官制度和考課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選拔,以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辨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yōu)長)為基本的四個標準。除此之外,還用德、才、勞三個標準逐級次第選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據(jù)政績考核,最后由皇帝親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書才在歷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顏真卿這樣的楷書書法家,也因為科舉考試考的內(nèi)容是詩詞歌賦,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詩人。
唐太宗選拔官吏時雖然如饑似渴,但并沒有因為求賢而降低標準,他是用才干和賢能嚴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內(nèi)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對于官吏的個人品德唐太宗也非常重視,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選拔更為嚴格,他認為地方官是代表國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們的素質(zhì)高低關(guān)系到百姓對國家的態(tài)度。他下令,縣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薦,而刺史則由他親手選派。為了選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功夫,他讓人將全國刺史的名字等情況寫在了自己寢室中的屏風上面,根據(jù)各方面的信息及時地記錄他們的功過,作為以后考核的重要參考。另外,地方官還要在每年年終進京述職,其政績則由吏部全權(quán)考核,最后根據(jù)平定的等級來決定升級或降級。
唐太宗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納諫的過人氣度是有直接關(guān)系的。他和魏征成了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句話至今還被我們經(jīng)常引用。當時,唐太宗就將魏征的這句忠言牢記在心。有了好的指導思想,納諫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礎(chǔ)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寬容也有很大的關(guān)系,當初唐太宗質(zhì)問魏征:“你為什么挑撥我們兄弟關(guān)系?”魏征并不求饒,反而倔強地說:“如果太子早聽我的話,一定不會是今天的結(jié)局。”唐太宗很贊賞他的直率,便以禮相待,根據(jù)他耿直的秉性,讓他任諫議大夫,貞觀三年又任參與朝政,行宰相職權(quán),成為貞觀名臣。
為了鼓勵大臣進諫,唐太宗還有一句名言:“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這確實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話語。在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點兵。當時的唐制規(guī)定,年滿21歲才能入選,但大臣封德彝卻說18歲以上高大健壯的也可以點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卻駁回了詔令三四次,不肯簽發(fā)。唐太宗大怒,召見他質(zhì)問。魏征說:“您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但即位以來,僅幾個月就幾次失信于民,這怎么能說是以誠信治天下呢?”太宗聽了轉(zhuǎn)怒為喜:“過去我總以為你很固執(zhí),不懂政事,今天聽你分析國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確實是錯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錯誤,還賞賜給魏征一口金甕。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異常悲痛,他說:“人用銅(古代的鏡子用銅磨制而成)做鏡子,可以糾正衣冠;用古代歷史做鏡子,可以明辨國家的興盛與衰亡;以人做鏡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過錯。現(xiàn)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寶貴的明鏡。”唐太宗還去凌煙閣,對著魏征的畫像作詩一首:“勁條逢霜摧美質(zhì),臺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云臺上,空對余形無夏人。”
為了充分納諫,唐太宗進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員要在中書省(為皇帝起草詔書的辦事機關(guān))輪換值班,隨時聽從召見以便及時商議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獨斷專行的人,他將國家重要的軍政事務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權(quán)交給了宰相會議,以便充分聽從眾人的意見,集思廣益,委任最合適的人選。對于一般的政務,他要求負責起草詔書的中書省和負責復核詔書的門下省都要各負其責,認真做事,不許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術(shù)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數(shù)大臣的專權(quán)亂政,也充分發(fā)揮了大家的集體智慧。有了互相牽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確的方針政策得以順利產(chǎn)生;有了賢明的君主,則使得好的國策能夠得到徹底執(zhí)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協(xié)作,是貞觀之治產(chǎn)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為給歷代帝王樹立了一個好的典范。
為了更好地納諫,唐太宗還采取了一些具體有效的措施,如諫官和史官列席軍政會議,對敢于直諫的大臣給予重賞鼓勵,同時也是對其他人以后進諫的一種有效的鼓勵。
為了管理國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貞觀律》,明確了賞罰制度,加強了法制建設(shè),長孫無忌又和其他人為其作注,這就是后來所說的《唐律疏議》,成為封建社會成就最高的法典被一直保存下來。除律外,還有令、格、式,法制形成了完整的體系。令是規(guī)定國家各種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經(jīng)濟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格也相當于律,是皇帝對國家機關(guān)或個人因時因事而頒行的詔書匯編;式則是國家機關(guān)廣泛使用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令、格,從積極的方面來規(guī)定國家機關(guān)和官民等應當遵守的制度,而律則從消極方面規(guī)定違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罰制裁。四種法律形式互相協(xié)調(diào),體現(xiàn)了唐朝法制建設(shè)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還設(shè)立了死刑復奏制度,以示對人命的重視。在京城要在兩日內(nèi)五次復奏,在各州要求三次復奏。所以建立這種制度是因為錯殺大臣張?zhí)N古的慘痛教訓,唐太宗對此后悔不已。因此,他在設(shè)立這項制度的同時,為了防止和嚴懲誣告行為,還規(guī)定誣告者要“反坐”,即誣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這種罪名懲罰誣告人。
唐太宗為發(fā)展經(jīng)濟,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獎勵墾荒,頒行租傭調(diào)法、輕徭薄賦,勸課農(nóng)桑、不奪農(nóng)時,設(shè)置義倉、救災備荒,增殖人口、獎勵婚嫁,興修水利設(shè)施、疏浚河渠。
唐太宗當年曾就國家的根本問題有過論述:“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東西,國家以百姓為根本,百姓則以衣食為根本,而生產(chǎn)衣食又以不喪失農(nóng)時為根本。”這體現(xiàn)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確的思想指導下才會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
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間男子20歲,女子15歲便可以結(jié)婚,還將人口增長與否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到了貞觀二十三年,全國的戶數(shù)增加到了380萬戶,比他剛即位時增加了將近一倍。
有了上述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來,糧食連年豐收,糧價持續(xù)下跌。百姓開始安居樂業(yè)。到貞觀中期時,國家出現(xiàn)昌盛景象,這是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xiàn)的太平盛世。
貞觀時期,由于經(jīng)濟發(fā)達和邊境穩(wěn)定,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像政治經(jīng)濟一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時期。包括亞洲、非洲許多國家的使臣、留學生和藝人、僧侶都來到唐朝,來到長安,使長安成為當時世界性的都城。為管理對外交往,唐朝政府還專門設(shè)鴻臚寺,負責接待工作。當時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國家有七十多個。大批外國人的到來,給唐朝注入了許多新鮮的文化內(nèi)容,如佛教、伊斯蘭教,還有許多的植物也傳進來,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唐太宗的詩文水平也很高,可以說是個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生性謙虛,在世時一直沒有讓人編寫他的詩文集子,所以后人對其詩文水平了解較少。其實,在《全唐詩》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具有相當?shù)乃健?/p>
唐太宗雖然詩文都有些成就,但他卻不重文名,一直禁止編寫自己的詩文集。后來清朝人將他的詩文編入了《全唐詩》和《全唐文》,共計文七卷,賦五篇,詩一卷69首。唐太宗曾經(jīng)說:“朕的辭令,如果對百姓有益的,歷史總會記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沒什么好處,編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陳后主(即滅于隋的南陳最后一個皇帝陳叔寶)、隋煬帝都有文集傳于世,哪個也沒有能挽救其滅亡之厄運!做人主怕的就是沒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對社稷有什么用!”唐太宗在這里擺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應該做什么和文人應該做什么,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論今天聽來仍然充滿了真知灼見。
唐太宗的明智還表現(xiàn)在他為政的正確觀念上,他以堯、舜為效法的對象,以秦、漢的興亡為教訓,不到海邊,不封禪,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這點的,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出幾個來。
唐太宗晚年還能反省自己的錯誤,難能可貴。他教誨太子李治時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應該從歷史中找古代的賢明帝王為學習的典范,像我這樣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許多錯事,比如錦繡珠玉不絕于前,宮室臺榭常有興造,犬馬鷹隼沒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勞民傷財,這都是大錯。你不要以為這都是好事,總想學著去做。”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gòu)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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