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文本篇·心度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從其欲^①，期于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②，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奸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戰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③;刑者，愛之自也。

〔注釋〕① 從： 通“縱”，放縱。② 惡(wù)： 厭惡，憎恨。③ 王(wàng)： 稱王，即統治天下。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其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法為治。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①。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眾而禁不變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于不亂之術^②。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③，王可致也。

〔注釋〕① 知： 同“智”。② 適： 專注，專門在這方面致力的意思。③ 上： 通“尚”，崇尚。

【鑒賞】“心度”，即“民心”與“法度”的關系的問題。我們常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先秦的儒、墨“顯學”尤其如此。但是，仔細想想，這種觀點雖然沒有什么錯誤，但實踐起來似乎并不那么簡單，得先解決一個前提條件問題，即“民心”是什么樣的?為什么得到了這樣的“民心”也就可以得到“天下”?

以儒家為代表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論者，之所以會有如此主張，是因為他們把“民心”等同于人的本性，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是講仁愛的，所以你只要也講“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就能得到天下老百姓的認同，也就是“得民心”了。

但韓非子是一個“性惡論”者，他認為“民心”是“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或“惡勞而樂佚”的。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說“老百姓喜歡無法無天的亂世而不喜歡法治”，“喜歡安逸而厭惡辛勞”。而如果依順老百姓的這一本性來治國，就會政事荒廢，天下大亂。因此，圣人治國，不僅不能滿足這樣的“民心”，而且還應首先“一民心”，即用法律來統一民心，使民心“統一”到“法治”的軌道上來，這樣才能治理好國家。

這樣，韓非子實際就將治國的核心問題，又引到了法家所主張的“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的原則上來了;把能否治理好國家，歸結到是依靠“得民心”、還是依靠“法治”的策略上來了。韓非子的結論是：“故治民無常，唯法為治。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因為，在韓非子看來，所謂“得民心”并沒有多少客觀性或可操作性的標準，只有法律才具有客觀公正性;要求“得民心”而后治理好天下，等于是指望外國勢力不來搗亂——而圣人的治國策略應該立足于使外國勢力不敢來搗亂。

如果從受民眾歡迎的角度來看，老百姓可能更偏愛儒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主張，而不大喜歡韓非子用法制統一民心、用嚴刑峻法來治國的觀點。因為前者畢竟一定程度上照顧到了老百姓的利益和心理感受;而后者則完全把老百姓置于對立面，要改造老百姓，限制老百姓，甚至懲罰老百姓，逼他們就范。但如果從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層面來說，則又可以說韓非子的主張是更勝一籌的。因為法律的條文從來都是力求明確的，釘是釘，鉚是鉚，那是來不得半點含糊的，它有利于官吏去執行;而所謂“民心”的向背雖然重要，但更多的是一種主觀感受，有時你很難去準確把握。

當然，如果以現代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則無論是儒家的“人性本善”說，還是韓非子的“性惡論”，實際都是在抽象地討論所謂人性或“民心”，都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在此基礎上討論治天下應該重“得民心”，還是應該“一民心”而“唯法治”，實際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正如清初王夫之談論人性時所說，人性是“日生日成”的。人生下來的時候就純潔得像一張白紙，根本沒有任何社會意識，他有的只是動物的本能，很難說他是善還是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