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文本篇·定法

問者曰^①：“申不害、公孫鞅^②，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

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于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yǎng)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zhí)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③。此臣之所師也^④。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注釋〕① 問者： 指假設發(fā)問的人。② 申不害： 人名，戰(zhàn)國時鄭人。公孫鞅： 即商鞅，戰(zhàn)國時衛(wèi)人，在秦孝公支持下進行變法。③ 奸令： 觸犯禁令，這里指觸犯禁令的人。奸，通“干”，觸犯。④ 臣： 我，說話的人謙詞。師： 師法，遵循。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

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①。韓者，晉之別國也^②。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③，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托萬乘之勁韓^④，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雖用術于上，法不勤飾于官之患也^⑤。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⑥，連什伍而同其罪^⑦，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⑧，惠王即位^⑨，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⑩。惠王死，武王即位^⑪，甘茂以秦殉周^⑫。武王死，昭襄王即位^⑬，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⑭，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⑮。應侯攻韓八年^⑯，成其汝南之封^⑰。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zhàn)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 主無術以知奸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shù)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雖勤飾于官，主無術于上之患也。”



〔注釋〕① 韓昭侯： 戰(zhàn)國時韓國君主，曾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② 晉之別國： 晉國后來分裂成韓、趙、魏三國，所以說韓是晉之別國。③ 勃： 通“悖”，違背，背離。④ 萬乘(shèng)： 萬輛兵車，指軍力強大。乘，四匹馬拉一輛兵車為一乘。 ⑤ 飾： 通“飭”，整頓，整治。⑥ 告： 告發(fā)，檢舉。坐： 坐罪，定罪。⑦ 什伍： 秦國戶籍制度規(guī)定，十家為什，五家為伍，告奸以什伍連坐。就是說，一家有奸，九家同告，如不同告，九家連坐。⑧ 孝公： 指秦孝公，戰(zhàn)國時秦國的君主。商君： 即商鞅。⑨ 惠王： 指秦惠文王。⑩ 張儀： 人名，戰(zhàn)國時魏人。⑪ 武王： 指秦武王。⑫ 甘茂： 人名，戰(zhàn)國時楚人，曾任秦武王的相。周： 指戰(zhàn)國后期的周。⑬ 昭襄王： 指秦昭襄王。⑭ 穰(ráng)侯： 即魏冉，戰(zhàn)國時楚人。齊： 諸侯國名，范圍包括今山東北部、東部和河北東南部。⑮ 陶邑之封： 前284年，秦、燕等五國聯(lián)兵伐齊，秦占領定陶(即陶邑，位于今山東定陶北)，魏冉把它占為自己的封地。⑯ 應侯： 即范雎(jū)，戰(zhàn)國時魏人。⑰ 汝南之封： 應在汝水之南，所以稱汝南之封。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對曰：“申子未盡于術，商君未盡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雖知弗言。’治不逾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①，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②;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y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yī)者齊藥也^③，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yī)、匠也。故曰： 二子之于法術，皆未盡善也。”



〔注釋〕① 首： 指披鎧甲的小軍官的頭。爵： 指秦國的爵位級別，秦將爵位分為二十級。② 石(dàn)： 容量單位，十斗為一石，相當于一百二十市斤。③ 齊： 通“劑”，調(diào)治。



【鑒賞】在先秦法家陣營中，韓非子可以說是一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把此前法家學派中商鞅的“法”論，申不害的“術”論、慎到的“勢”論結(jié)合起來，形成一套法、術、勢相互結(jié)合、相互補充的法家學說。在前面的《難勢》篇中，韓非子已集中討論過慎到的“勢”論，在這篇文章中，他則著重討論了“法”和“術”的關系問題。

韓非子首先對什么是“法”和“術”作了明確的界定。他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簡單地說，“法”，就是由官府公布的法律，是對臣下獎賞或懲罰的條令;“術”，則是由君主獨自掌握的，是依據(jù)才能授官，按名分去責求實績，操控生殺予奪的大權，考核群臣的方法。“法”，是臣下要執(zhí)行和遵守的;“術”，則只有君主一人才能掌控。

“法”和“術”哪個更重要呢?這個問題韓非子也感到不好回答。韓非子認為，“法”和“術”正如衣、食對人而言，都很重要，都是急需的。人不吃飯，十天就會餓死;而在天氣嚴寒的日子，不穿衣服也會凍死。所以，這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前期法家人物中申不害只強調(diào)“術”，他教韓昭侯在韓國用“術”。雖然韓昭侯經(jīng)常派人下去微服私訪，抓住地方官吏的一些過錯，搞得地方官膽顫心驚，以為韓昭侯有千里眼，時刻盯著自己;但韓昭侯實行了十七年的“術”治，也沒能使韓國稱霸。因為他“徒術而無法”，只知道用“術”，韓國的新舊法律互相矛盾，群臣在鉆法律的空子，他也不知道對策，所以是不成功的。

同樣，如商鞅那樣，只講“法”而不懂“術”也是不可取的。商鞅在秦國設計了嚴格的法律，信賞必罰。但“戰(zhàn)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可見，君主不知用“術”來控制大臣也治不好國家。

韓非子的結(jié)論是，一個君主要治理好封建國家，必須是“法”、“術”(還有“勢”)并用，這樣才能有好的效果。

韓非子對于“法”的強調(diào)，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借鑒，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但如何看待韓非子所提倡的“術”，以及其“術”要與“法”結(jié)合，而不能“徒法無術”或“徒術無法”的主張，這恐怕將要引起人們的爭議了。因為客觀地講，韓非子所講的“術”更多應該就是政治權術，甚至包含有陰謀詭計，是一種封建性的糟粕;而這種“術”要是與“法”結(jié)合，無疑也會使法律受到污染。

當然，這并不是說韓非子的“術”論就不含有絲毫的價值了。事實上，如果剝離了其中封建性的因素，“術”論中所包含的技術性的東西今天就仍有借鑒的意義和價值。韓非子的“術”論說，君主應該“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我認為這一點今天不僅仍然是合理的原則，而且還在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中廣泛地使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