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文本篇·守道

圣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①，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于權衡^②，而務至于任鄙^③;戰士出死，而愿為賁、育^④;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⑤，以死子胥之節^⑥。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注釋〕① 治世： 治理得好的社會。② 權衡： 秤錘為權，秤桿為衡，這里比喻法度。③ 任鄙： 人名，戰國時秦國的大力士。④ 賁、育： 孟賁、夏育，兩人都是戰國時期的衛國人，大力士。⑤ 金石之心： 比喻像金石一樣堅貞不變的心。⑥ 子胥： 指伍子胥，名員，春秋末期楚國人。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①。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溪而掇金，赴溪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于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于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②，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注釋〕① 盜跖： 春秋末期著名的強盜，貪而不廉的典型。曾： 指曾參，孔子的學生，以孝聞名。史： 指史鰌，一名史魚，春秋時衛國的大夫，以廉正聞名。② 愿： 謹慎。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于伯夷不妄取^①，而不免于田成、盜跖之禍^②。何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奸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③，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堯之法^④，則貞士不失分，奸人不僥幸。寄千金于羿之矢^⑤，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于不失奸，故天下無邪;羿巧于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⑥，不舉六卿^⑦;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⑧。孫、吳之略廢^⑨，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⑩，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⑪;人臣垂拱于金城之內^⑫，而無扼腕聚唇嗟唶之禍^⑬。服虎而不以柙^⑭，禁奸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⑮，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⑯，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⑰，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于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于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于權衡，死節于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于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注釋〕① 伯夷： 商朝末年孤竹國君的長子，因推辭君位而外逃。后又反對周武王伐商，周滅商后，不食周粟而餓死。② 田成： 指田成子，即田常。③ 賢： 德才好的人。不肖： 與“賢”相對，德才不好的人。④ 堯： 我國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首領，傳說中的圣君。⑤ 羿： 指后羿，夏代東夷族有窮氏的部落首領，以善射著稱。⑥ 宰予： 即宰我。孔子的學生，在齊國做臨淄大夫，反對田常奪權，失敗后被殺。⑦ 六卿： 指晉國掌權的六大貴族，即范氏、中行(háng)氏、智氏、趙氏、魏氏、韓氏。⑧ 夫差(chāi)： 春秋末期吳國的君主。⑨ 孫、吳： 指孫武、吳起，兩人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軍事家。⑩ 玉堂： 指王宮。⑪ 瞋目： 怒目，瞪眼。⑫ 金城： 金石一樣堅固的城，指都城。⑬ 扼腕聚唇： 左手扼住右腕，噘起嘴唇，憤怒怨恨的樣子。嗟唶(jiè)： 哀怨嘆息。⑭ 柙(xiá)： 關猛獸的木籠子。⑮ 符： 古代朝廷傳達命令或調兵時的憑證，用金、玉、銅、竹、木等制成，分成兩半，各執其一，有事時合之以驗真假。 ⑯ 豫： 通“預”。尾生： 人名，傳說中最守信用的人。⑰ 比干： 商紂王的叔父。

【鑒賞】“守道”，即守國之道，也就是確保國家政權的原則。

君主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寶座不被他人所占?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國家不被顛覆還要國富兵強?法家思想家韓非的回答很明確： 實行法治。

實行法治，首先是要制定完善的法制。什么樣的法制才算完善呢?這乃是個立法的原則問題。韓非說：“圣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韓非將這樣制定的法令，稱為“圣王之立法也”，可見他對這種“立法”原則的推崇，認為這樣制定出來的法令是最完備的了。

細繹韓非推崇的“立法”原則，要點不外乎三個方面： 一是厚賞，二是重刑，三是采取措施保證法制的完善。

先看“厚賞”。“厚賞”就是要給有功勞者、為國拼死殺敵者、替君主竭忠盡力者以優厚的賞賜，使他們位高爵顯，寵極榮耀。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不是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嗎?沖上去有賞，后退不僅無賞，連腦袋恐怕也難保住，你還不拼命向前?更何況向前沖還可落得個為國為君竭忠效力的美名。應該說，“立法”堅持“厚賞”，這可是以韓非為代表的中國法家思想的一大特色和一大創舉。中國過去的電影中，當官的在戰場上總是用“沖上去賞金條若干、銀元若干”的口號去激勵士兵，大概這都是從韓非那里學來的。

再看“重刑”。“重刑”其實不是韓非的發明，韓非之前的很多法家人物都有這種主張。如商鞅有“王者刑九賞一”之說，管子說：“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管子·重令》)韓非不過是繼承了這些說法而已。韓非的邏輯是：“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因為輕罪尚且受到重罰，豈不讓人嚇倒?這樣，就誰也不敢犯罪了。誰也不敢犯罪，就達到了“以刑去刑”、“以罪止罪”的目的，天下自然太平了。韓非的這一觀點，后代的君主中有不少信奉者。秦始皇重刑，天下“刑徒遍地”，這自不必說;近兩千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也認準了這一點，有明開國之初他便親手寫定《大誥》，規定了族誅、凌遲、棄市、梟示、斬、挑筋、去指等三十余種酷刑。而在此后的四十年間，他處理的案例，有記載的凌遲、梟示、族誅案有幾千例，棄市以下則有一萬多例，真是觸目驚心!而他卻振振有詞地說，他之所以“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二三九)

韓非的另一條“立法”原則，是采取措施保證法制的完善。而這一條實際則是執法的原則。在韓非看來，執法最根本的原則，是不要“離法”而失人心。“離法”，一是會造成法令制度的失準，這如同調兵不用兵符，度量而沒有尺繩和權衡，將會使社會上是非不分、公正和正義蒙羞，而奸詐和欺騙盛行;二是社會既失準，則人心就會混亂，不再有人為國家和君主守法盡忠。所以，直到今天，司法的公正仍是一個公眾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公正執法不僅關乎法律的嚴肅性，而且也是社會道德和良心的期盼。

當然，以韓非為代表的中國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雖然某些觀點仍對我們今天的依法治國有借鑒和啟發作用，但從根本上講則是與現代由西方輸入的法律精神不同的。因為近現代西方的法律觀念是與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聯系在一起的。現代立法不單純由某個君主或專政機關制定法律，公眾只是被動地遵守。換句話說，現代法律的建立，已不再是統治者獎賞誰或懲罰誰的條例，而是“開門立法”，綜合了各個利益群體意見的結果，而執法的基本內涵乃是正義。這與中國古代法家為專制君主一個人設計的法令是完全性質不同的。黑格爾在其《哲學史講演錄·導言》中說：“在東方只是一個人(專制君主)自由……但在東方那唯一專制的人也不能自由，因為自由包含別的人也是自由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韓非所談的“守道”，只是封建專制的君主制定和實施政令的原則，與現代社會的“法治”原則并沒有太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