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說·搜神記·韓憑妻》原文、賞析、鑒賞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 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 “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 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 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

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于帶曰： “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賜憑合葬!”

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 “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想思樹。想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

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愛情是文學的永恒主題，幾千年來，騷人墨客為之不知唱出了多少支贊歌，而最能動人心魄、凈化靈魂的，大約要數那些橫暴間阻、性命攸關而忠貞不渝、至死靡他的悲劇故事了。《韓憑妻》正是這樣一篇作品。

戰國末年，宋康王的屬下韓憑有一個美貌的妻子何氏，被康王奪去，本人也遭迫害。何氏以隱語致書韓憑，二人雙雙殉情。何氏遺書求合葬。康王卻故意使二冢相離。結果一夜之間二冢各生梓樹，枝接根交，上又有鴛鴦，雌雄合鳴，凄楚動人。這是一段浪漫的歷史傳說，雖于史無考，卻真切地反映出封建社會中統治者暴戾恣睢美與善被橫加摧殘的黑暗現實。同時，也表達了人的堅強的反抗精神和對純潔愛情的向往與謳歌。

這則故事最早見于《列異傳》。《藝文類聚》卷九二引曰： “宋康王埋韓憑夫婦，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可以看出，基本的情節骨架已經具備，《搜神記》的加工主要集中在宋王與何氏的形象上。

宋康王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暴君。從歷史上記載的他種種虛驕狂妄、荒淫殘暴的行為看，本篇所記的迫害韓憑夫婦，也極可能是一樁真實的事件。作者在描寫這個暴君時，筆墨集中在對何氏的占有過程，揭示他“美的摧殘者”的嘴臉。首先，他為了滿足一己淫欲，強行拆散了臣下的美滿家庭，進而迫害韓憑，置其于死地。而當韓憑自殺何氏遺書懇求合葬時，他“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并得意地講：“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這一筆使宋康王的形象豐滿起來，荒淫暴戾之外還表現出他毫無愧恧，滅絕人性，以及惡毒的快意與對自我權勢的陶醉。

作者描寫宋康王的目的卻并不在其本身。其意乃在襯托何氏，乃在表現愛情那不可戰勝的力量。

何氏的形象，著意從秀外慧中與堅貞不屈兩個方面進行刻畫。何氏不僅貌美，而且聰慧。寄書韓憑時，以隱語避開宋王耳目。書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言愁思，又明死志。而韓憑心有靈犀，殉情先死。這一筆寫出何氏之才，也使故事多一層曲折，增加了文學意味。何氏既決意殉情，便事先“陰腐其衣”，作了充分準備，結果跳臺自盡時“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死前還留下了情辭懇切的遺書。一個美麗的女子為抗暴離開了這個世界，追隨著她的所愛，走得那樣堅定而又鎮靜從容，其胸襟、智慧足使須眉生愧。何氏的堅貞是在楚王反襯下愈益鮮明的。楚王的強權只能拆散他們于此世，卻無法阻擋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的聚首。于是，這個暴君惱羞成怒了。他對死者還要進行報復，無情地把韓憑夫婦的墳墓分開。然而，楚王的惡毒行為推動情節走向高潮，奇跡出現了，二墓成枝連理，鳥生比翼，愛情產生驚天地、動鬼神的力量，邪惡終于失敗了。文梓、鴛鴦，美麗的形象上閃現著何氏不屈品格的金子般的光芒。

《詩大序》云： “感天地，動鬼神，莫近于詩。”我們的祖先相信人的精神可以與天地鬼神交相感通，人的至誠的愿望可以產生超現實的奇跡。所以有孝婦含冤亢旱三年、子輿奉喪三峽潮退的傳說。本篇以墓生文梓，枝接根交，樹棲鴛鴦、比翼悲鳴來結尾，反映出作者對韓憑夫婦的同情，也反映出人民對美好愛情的崇仰之心，使這篇小說的境界得到了升華，展現出詩意的光輝。這一浪漫化的情節與樂府詩《焦仲卿妻》(即《孔雀東南飛》)類似。《焦》結尾云：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由于韓憑夫婦的故事在曹丕時已有完備記載，故這一浪漫情節的首創權屬誰難以定論。不過，說連理枝、比翼鳥是漢魏之際民間廣泛的傳說，是人們普遍理解的愛情象征物大致不會錯。以詩與小說相比，差別很明顯。詩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得到合葬的，連理之樹是親友們種植到一起的，只有鴛鴦似乎可以看作二人的精靈。這樣處理是因為迫害焦氏夫婦的是愚昧的親人，他們用生命殉情，也用生命震驚了雙方的親人。合葬、植樹包含著親人們的懺悔的心意。這一點，與《羅米歐與朱麗葉》之構思有些相仿。小說則是被強行分葬，自生文梓，以枝葉根系來沖破暴君的阻隔。小說的處理神異色彩更濃，反抗精神更強。如果說焦氏墓上的鴛鴦之鳴是哀傷多于抗爭的話，那么，韓憑夫婦墓上的鴛鴦則是愛情不可戰勝的象征。兩部作品具體情節不同，故兩種結局未可軒輊，但小說的寫法無疑是合乎自身情節與性格發展邏輯的是深化主題、升華境界的點睛之筆。

由于其撼動人心的藝術魅力，這一結局影響后世頗為深遠。唐代俗賦《韓朋賦》改寫此事，前面多有增飾，而結局基本未變。白居易《長恨歌》有“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作連理枝”的名句，李商隱《青陵臺》云“莫許韓憑為蛺蝶，等閑飛上別枝花”，都與此有些關聯。那著名的民間傳說“梁山伯與祝英臺”殉情化蝶的情節，更是與此有明顯遞嬗之跡。看起來，這富于浪漫氣息的構思，真稱得上“衣被文苑，非一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