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庾信賦·哀江南賦并序》原文、賞析、鑒賞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涂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 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并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 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 讓東海之濱，遂飧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為主。

日暮涂遠，人間何世!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 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鐘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 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 芟夷斬伐，如草木焉! 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 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 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 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天意人事，可以凄愴傷心者矣!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 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 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哀江南賦并序》是庾信的暮年之作，約寫于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年)，全文三千三百七十六字，序占五百二十八字，堪稱駢體賦的長篇巨制。它具有史詩的規模和氣魄，是一篇劃時代的杰作，在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序是全賦的綱領和序曲，也是一篇文字優美的駢文。

序從侯景之亂寫起，“戊辰之年”即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建亥之月”指農歷十月，“大盜”指侯景。侯景反復無常，梁武帝納降他，猶如引狼入室。梁武帝平時沉溺于佛講之中，不修武備。侯景作亂后，很快兵臨金陵城下，“五十年來，江表無事”的局面被打破了。作者從此竄身荒谷，流離顛沛，沿江西奔，逃往江陵，沿途目睹了國家蒙難、生民涂炭的慘象。“華陽奔命”以下八句，描寫自己出使西魏與羈留不歸之事。這年九月，西魏以大軍十萬進犯江陵。十一月，江陵陷落，梁元帝被害，梁室中興的希望不復存在，庾信為梁室的敗亡而痛器三日。“三年囚于別館”之說，《庾信傳》失載，但亡國使者遭到一段時間的囚禁是完全可能的。庾信羈留不歸，從此便“移住華陰下，終為關外人”了。亡國之痛，庾信至死難忘，他想到日月星辰的運行周而復始，但梁朝是不能再復國了，此時它已為陳朝所取代，有“物極不反”之嘆。

第二段，層次較多。開頭四句，用漢代傅燮、袁安的典故，隱喻自己“悲身世”“念王室”的感慨。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在朝直言敢諫，受到排擠，出為外官。晚年為漢陽太守，反叛朝廷的人圍攻漢陽，傅燮閉城固守，攻城的士眾雜有北地胡騎數千，因平日佩服傅燮的為人與名望，在城外叩頭，請求把傅燮送歸北地靈州老家，棄郡而歸，所愿必許。傅燮堅執不允，后臨陣戰死。(見《后漢書》本傳)庾信想到傅燮的事跡，自然會感到仕北的慚愧。袁安也是東漢人，在朝為官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見《后漢書》本傳)。庾信用這個典故來抒寫自己對梁室興亡的關心。下文談到東漢的桓譚(字君山)和西晉的杜預(字元凱)他們著書立說時，都曾寫過自序，以敘其生平和著書論旨。而且西晉的文學家潘岳和陸機，他們都寫過歌頌其家族光榮傳統的詩賦;潘岳有《家風詩》、陸機有《祖德賦》、《述先賦》等。陸機還在《文賦》中明確提出：“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凡此種種，都激蕩著庾信的心靈。所以《哀賦》的開頭先描寫了自己的“家風”與“世德”。從周朝開始一直寫到庾信在梁時的地位和聲望。這樣寫，一方面是因為六朝重門閥，士族文人愛炫耀自己的光榮家史。另一方面是通過“家有直道，人多全節”的祖風敘述，更加顯露出自己不能報效祖國和屈節仕北的慚愧。家族的榮譽無法保持，他不能不感到痛苦。“信年始二毛”以下，又從侯景之亂寫起。這年庾信三十六歲，他頭上已經染上了白發，太清之亂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從此他顛沛流離，以后由南入北，一直到了垂暮之年，這如同《燕歌行》寫的行役不歸，令人悲不自勝。西漢的楚老龔勝，王莽篡漢時，他不事二姓，竟絕食而死; 如今自己卻身歷三朝，令人慚愧!原來自己想學南山之豹隱居于霧露之中，不料被派往西魏。居于東海之濱的伯夷、叔齊，寧愿餓死而不食周粟，如今自己先后做了西魏與北周的官，可謂典型的“食周粟”了，想到這里，怎不面慚耳熱?又想到自己的坎坷遭遇與飄泊羈旅生涯，撫今追昔，他真想大哭一場; 但眼下并無解憂之法，高歌，飲酒，既不能取樂，也不能忘憂，只有追懷往昔，寫下這篇《哀江南賦》，來“危苦”、“悲哀”地抒寫亡國之恨與“鄉關之思” !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一段，從慨嘆又轉入回憶。“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寫侯景之亂的情況。據《資治通鑒》記載： 侯景兵臨都城時，湘東王蕭繹命庾信率宮中文武千余人(亦作三千余人)，營于朱雀航北，侯景兵到，“(庾)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庾信在戰斗中的表現是怯弱的，“將軍一去，大樹飄零”，既掩飾了自己的怯弱，也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壯士不還，寒風蕭瑟”，用荊軻入秦易水餞別的典故，比喻自己入北之后再也不能回到南方了。“荊璧睨柱”以下四句，用藺相如奉璧入秦終于完璧歸趙和毛遂使楚終于使楚王歃血為盟的故事，來隱喻自己奉命使魏。藺相如與毛遂在外交上取得成功，自己使魏卻被扣留了，這也是難以相比的，但其責任并不在庾信。《左傳》所記楚人鐘儀被囚禁在晉國，數年之后，仍戴楚國的帽子，彈起琴來仍操南音，作者用來比喻自己被扣留之后仍然不忘懷故國，又用晉人扣留魯國使者季孫，比喻自己被強留在長安。“申包胥之頓地”以下四句，用楚人申包胥哭于秦庭乞秦師救楚和蔡威公亡國時閉門而泣三日三夜的典故，隱寓自己在國難當頭之日，雖然懷有申包胥忠于祖國的一片熱情，但終將無可奈何，只好像蔡威公那樣為亡國而痛哭。這四句與上文“三日哭于都亭”相映照。“釣臺移柳”二句，用晉陶侃在武昌西門外的釣臺練兵并移植柳樹于釣臺附近，比喻江南春色。這種景色在玉門關難以看到，作者用表示對故國風酥雨膩的江南春色的懷念。“華亭鶴唳”二句，用陸機的典故。陸機因參與了“八王之亂”，兵敗被殺，臨刑前對他弟弟陸云說：“華亭(在今上海松江縣，陸機家鄉)鶴唳，豈可復聞乎?”作者旨在說明自己入北之后再也聽不到故鄉的鳥鳴了。當然，這與典故的完整含義不盡相同，這是庾信用典靈活之處。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以下一段，是哀嘆梁朝滅亡之迅速和出人意外。梁朝有百萬義師，一朝之中便土崩瓦解，被人像斬草伐木一般很快消滅，這對作者是難以理解而又深感遺憾的事。梁末遭到兩次戰亂，第一次戰亂便一蹶不振，江淮從此失去天塹之險，關塞要沖也失去了藩籬之固，以致使本來是拿鋤頭出身、以布衣起家的小吏陳霸先之流因利乘便，取梁室而代之。江南三百年的王氣，至此也就宣告結束。

最后一段，悼念梁室兩代君主的喪亡，抒寫自己的“去故之悲”，在“天意人事”“凄愴傷心”而又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又回到追懷作賦上來。此段的開頭四句用秦和西晉王朝的滅亡來喻梁之滅亡。秦始皇統一了天下，自認為建立了萬世基業，但統一后不過十幾年，秦王子嬰便在軹道亭(今陜西咸陽市東北)投降了劉邦。西晉強盛一時，但不過半個世紀便滅亡了，晉懷帝和晉愍帝先后在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北)被劉聰所殺，無人能救他們。庾信用這兩個典故來暗寓梁武帝餓死臺城和梁元帝被害于江陵，梁室遭到了“山岳崩頹”的危亡之運。作者流落北國，在春去秋來的歲月流逝之中怎能不產生“去國之悲”呢?天意和人事都令人傷心啊!現在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舟楫既無路可走，銀河也不是乘木筏可以攀登; 大風阻路，蓬萊仙島也沒有可到之期。日暮途窮時，自己惟有“達其言”、“歌其事”而已。陸機聽到左思寫《三都賦》，不禁拍手而笑，說“須其成，將以覆酒甕耳”。張衡看到班固的《兩都賦》，以為鄙陋不足觀，乃自作《二京賦》。自己的《哀江南賦》是否有人譏笑，我就不去管它了。

《哀江南賦并序》不以時間先后為序，而選取了多側面、多層次的回憶，所寫事件縱橫交錯，回環反復，將自己的遭遇與國家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突出了“鄉關之思”與亡國之痛。韻律方面，宮商抑揚，聲調和諧，改變了前期以大量詩語入賦的特點。文采方面，繡錯綺交，形象生動。用典方面尤為突出。序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有時是一句一典，有的十分貼切，有的比較靈活，他把眾多的典故驅使在自己筆下，典故簡直成了他自由抒發感情的手段，“援古證今”，“用人若己”(《文心雕龍·事類》)，可謂“屢變屢出，匯彼多方”(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語言方面，它大量使用四六對句，對仗工整而勻稱，于對偶之中又夾雜散體語言，形成駢散結合的文風，既不呆板堆垛，又有錯綜變化，確實是一篇“辭生于情，氣余于采”(張溥《題辭》)、“華實相扶，情文兼至”(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駢賦佳作。序中所提到的“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為主”和“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就是它的現實主義的創作綱領，也是創作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杜甫《詠懷古跡五首》)艱難的時世，蕭瑟的生平，玉成了集六朝文學大成的庾信，他在詩賦的寫作上放出了奇光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