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對史學的探索

劉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史學家，他也是中國古代史上杰出的史學評論家。劉知幾所著的《史通》是中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史學評論專著，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劉知幾誕生于世祿之家，有著良好的家學淵源。他的祖父劉胤之、父親劉藏器都是通曉經史之士。劉知幾自幼便習經游藝，博覽群籍。

劉知幾很有個性，在讀書方面，不唯命是從，依樣畫葫蘆，盲目因循，而是依性情學習，以理解為快，在理解基礎上展開學習。

17歲時，劉知幾讀遍了唐以前的各代正史和實錄，并注意到了“古今沿革，歷數相承”的問題。20歲科舉試中后，他任獲嘉縣主簿，有不少時間讀史。

劉知幾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從官府和個人手中借來的史書，從而擴大了歷史知識，增長了對史學的認識，并有了不少心得。如：他認為班固的《漢書》不該立《古今人表》；謝沈的《后漢書》應該為更始皇帝劉玄立“紀”等。

當時的一些學者聽說此事，都認為劉知幾年少輕狂，胡言亂語。但劉知幾仍堅持自己的見解。他帶著批判的眼光去批史書，研核史學，這種學術性格，為其日后在史學上的建樹提供了主觀條件。

劉知幾過了不惑之年，才開始擔任史官。先以著作郎兼修國史，不久遷居左史，編撰起居注。擔任史官，對具有濃厚史學興趣和較高史學修養的劉知幾來說，可謂用得所學，任當其職了。

劉知幾立志成就足以懲惡勸善傳諸不朽的良史，然而事實并非如他想的那么完美，那樣從心所欲。監修國史的官員，既不曉疏通知遠之旨，又不嫻屬辭比事之法，指手畫腳，摘取名譽。

而且，監修又不止一人，他們之間意見又常常不一致，使親自編寫的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加之世家大族對修國史橫加干預，要盡快修成國史是很難的。

倔強的劉知幾經常和監修爭執，自己的見解得不到監修的采納，于是，劉知幾為了實現自己的愿望，便私下著《史通》，從而走上了史學批判的道路。

《史通》，對唐以前的史學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建立了體用統一、文質相濟的史著理想模式。在史書體裁上，對以往各家各派的史書體裁進行了分析和比較。認為斷代紀傳體是史書內容賅備和維持一代之史完整的形式保證。

劉知幾重視義例，以求得史學目的和史書編纂方法的統一，他把儒家名教觀念作為義例的本質。在史書內容上樹立了真實、賅備兩條重要標準，在史書的整體結構和敘述上，追求爽潔和凝煉的風格，把史用貫穿于史書編纂的各個環節中。

劉知幾還闡釋了史兼“三長”、直書為貴的史家修養論。他一方面繼承了孔子、孟子、班固、范曄等先代史家開列的“文”、“事”、“義”等范疇，并把它提升到史家主體這一層次來探討，另一方面又襲取了劉邵《人物志》中提出的兼才三品的形式，對史學家提出了才、學、識三個方面的要求。在劉知幾看來，“識”是既相對獨立又貫穿于“才”、“學”之中并起統帥作用的主導要素。

劉知幾還提出了兼善忘私、因俗隨時的史學承創原則。這兩條具有鮮明時空性的原則，既是他于歷史人事的評價原則，又是他在史學領域繼承和創新的原則。沖擊了泥古的積習和主觀任意的偏見，具有一定的開放性。

劉知幾是對唐以前史學加以系統總結的第一人，對史識和史學的功能起了澄清和扶正作用，為唐以前史學落下了帷幕。他維護史學的客觀性，重視和強化史學的經世功能，和唐以后史學重制度、求沿革的脈搏是一致的。

尤其是劉知幾強調史家自身修養，促進了史家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構成了唐以后史學的一個潛在的變奏。所以從思想精神的取向上看，劉知幾的史學批判是繼往開來的史學驛站。

劉知幾在史學上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和他在史學的園地里，基于理性，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勇氣和韌勁密不可分的。

面對浩如煙海的史籍，劉知幾不畏難；面對監修和世家大族的淫威，劉知幾不懼怕。就算是被奉為圣人的“至理名言”劉知幾也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批駁，寫出了“疑古”、“惑經”等閃爍理性光芒的奇文卓篇。

劉知幾追求真理的勇氣和敢于探索的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