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教育何去何從？

作者簡介

高靖珊：教育科學學院2015級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擔任教育科學學院學研部副部長兼教育科學學院辦公室助理。曾獲得國家勵志獎學金、三次專業一等獎學金，曾在2016年全國大學生英語競賽中獲得C類三等獎、在2017年全國大學生英語競賽中獲得C類二等獎、在校“吉師青年說”中獲得優秀獎、在校英語演講大賽中獲得特等獎、在校“外研社杯”全國大學生英語演講比賽中獲得校內選拔一等獎。

《白鹿原》被評論界視為一部極具史詩性的作品，作者陳忠實用20世紀90年代人的視角詮釋了一個從清末到新中國建立的近半個世紀發生在白鹿原這個不起眼的地方的一段歷史。陳忠實先生跳出固有的審視精神思維模式，站到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描寫歷史的發展與變遷。

作品中白鹿兩家的興衰貫穿全書，白嘉軒和鹿子霖雖說都是地道的農民，但是他們對子女的教育問題卻滿懷激情，他們的教育觀念有許多值得我們現代人思考的地方。白嘉軒把正統的封建儒家傳統文化教育在他的孩子們身上發揮到極致，這是幾千年來農耕文明的小家式教育的縮影。他們除了對土地的依戀與執著外，還有對家族精神的傳承，但白嘉軒卻沒有想過這是否適合他的子女。而鹿家呈現的卻是不同的情況。鹿家對教育的宗旨是“中一個秀才到我的墳頭放一串草炮，中舉人放雷子炮，中了進士放三聲銃子”。鹿家的教育目的性極強。學習就是為了光宗耀祖，出人頭地，認為只有考取功名，才能被別人認同，才不會被人瞧不起。鹿家的教育過于偏激，過于功利化。鹿子霖在繼承先人遺訓的同時，他認為傳統的和新式的知識都應該學習。由此看出，鹿子霖順應歷史潮流，讓兒子接受了兩種教育。

雖然白嘉軒的兒子白孝文和白孝武接受了相同的家族傳統教育，但性格有很大不同。白孝文在所有人眼里是“孝子賢孫”，但在與黑娃妻子田小娥的茍合事情暴露后，對原有的思想文化進行反叛，造成了家破人亡的慘況；白孝武和白嘉軒的性格和為人處世方式都相似，一生勤勤懇懇，處事謹慎周到，但卻目光短淺拒絕進步，對惡勢力不聞不問。而白嘉軒的女兒白靈是傳統儒家教育和開放式的新式教育結合下而綻放出的百合花，思想進步，為革命獻身，一生短暫而美艷；鹿家兒子鹿兆鵬是在放任式的新式教育下成長的風信子，一生曲折耀眼；白家長工鹿三的兒子黑娃是在傳統教育和新式教育下成長的罌粟，沖破封建禮教，一生沉浮不定。

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上經久不衰必然有它的優勢所在。從白家四個子女身上可以體現出傳統教育的優勢，一是重視道德教化，有利于自身的修身養性；二是注重“中和”思想，有利于培養為人處世的生活方式；三是注重言傳身教，有利于形成完善的人格品質。然而封閉式的傳統教育也存在著很多缺陷：它恪守傳統，缺乏創新意識；自給自足，缺乏集體意識；唯命是從，缺乏自體意識；安于現狀，缺乏入世意識。

新式教育以鹿家的家族教育為代表，鹿兆鵬、鹿兆海都是新式教育下的新人，能夠體現出新式教育的優勢。一是注重自主意識，有利于培養人的創新意識；二是注重開放自由，有利于平等自由思想的形成。然而新式教育也存在著不足之處，以鹿兆鵬、鹿兆海為例，他們過度自由，缺乏沉著冷靜的心態；對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缺乏適合國情的實踐；盲目求新，缺乏與社會實際結合。

小說記錄了從清末民元到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半個世紀，那是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民不聊生的大混亂大變革的時代，現代科學迅速發展并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時代。2015年，美國的前30名金融系畢業的博士中，來自中國的不少，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那個大學當然不錯，可是，這么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這些博士都畢業于頂尖金融院系，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在美國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業中，印度裔高管遠超華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軟、Adobe、軟銀、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而且，不只是美國企業界里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么大，在大學里也如此。比如，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中，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沒有一個給華裔。盡管后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國人天賦好，又聰明勤奮，但為什么結果會如此失望，跟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壞在我們推崇的“順從聽話”和孝道文化上，這些文化烙印實際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無法丟掉，到哪里都吃虧。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精華，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孔子懷抱“人皆可以為圣賢”的道德理想，開創了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極其高漲的教育熱情，尊師重教、興學辦學、對子女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會的一種特質和精神面貌。與這一教育理想相連的制度安排，是著名的科舉制。結構精巧的科舉制，既是考試制度和學位制度，又是文官制度，這種“學而優則仕”的精英選拔機制，開辟了一個平等競爭、向上流動的社會通道，從而保持了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科舉制所奠定的依照教育程度來選拔官員的制度，是一種十分先進的文官制度，它最具有認識價值的特殊之處，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確立知識優先的準則，根據人的教育程度、學習水平來劃分人的社會地位、分配社會資源，從而奠定了一種知識社會、學歷社會的雛形——所謂的“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體現的都是對教育、知識的重要性排序。

但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兩重性。在千年來的教育現實中，封建時代的教育作為“傳統教育”的基本表現是師道尊嚴、注入式、滿堂灌、死記硬背、考試至上等。進入20世紀，尤其是五四以來，思想文化的變革異常迅猛。作為五四文化的主流，主張向西方學習的自由知識分子引進了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用以對抗和更新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在中國的傳播，以科學和民主為主要價值。五四新文化對于反對舊的教育、文學、文化傳統有摧枯拉朽之功。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等五四知識分子，無不強烈抨擊舊教育，主張“打倒孔家店”，這種今天看來十分激進的態度，在當時無疑是具有歷史合理性的。明顯地，這個時代，中國正在自我反思教育，但好景不長，20世紀50年代初，在建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過程中，對上半葉的“舊教育”采取強烈批判的態度和徹底改造的政策。在學習、移植蘇聯模式的過程中，將教育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通過取消私立學校、教會學校，實行國家包辦教育，私人和民間辦學的教育空間基本不復存在。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政治至上的年代，知識價值和分數面前的平等也不復存在。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與舊傳統的“徹底決裂”，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之情和科學態度蕩然無存。最終造成中國大陸教育中斷、文明退化的浩劫。

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教育現實，與五六十年代并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以考試為中心、以升學為目的的教育，并且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可以說，這是傳統教育在當代的復活和強化。到20世紀90年代，它被恰當地命名為“應試教育”。應試教育的嚴重后果，是背離了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素質的宗旨，賦予基礎教育所不應有的強烈的競爭性和篩選功能，用層層考試的辦法，選拔出一小批“優勝者”，從而使絕大多數學生成為教育的失敗者，打擊和挫傷他們的自尊心、進取心，乃至使他們失去學習的興趣和動機。在熾烈的應試教育的氛圍中，出于追求升學率、增加競爭、提高考試難度的需要，致使我國中小學課程的深度、難度已成各國之最，高于發達國家一二個年級。由于脫離了多數青少年的實際認知能力，致使學生負擔過重，厭學情緒嚴重，部分學生喪失信心而失學，是中小學生輟學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據人民教育出版社調查，約有80%的中學生學習理科教材有困難，中學厭學的達30%，有的地區高達60.5%。與嚴格的考試訓練相適應，目前學校教育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義，重視培養訓練記憶、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視邏輯思維能力，而較忽視情感、態度、意志、興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視知識的傳授，而較忽視個性發展；通過嚴格而激烈的競爭保持較高的考試水準，卻不利于創造性的培養。同時，它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屬性，導致教育的人文內涵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學校教育、家庭教育重視人倫教化、道德養成的特點。但我們又不得不依靠于“應試教育”。

在急于脫離傳統到近乎敗壞的教育的掙扎的過程中，中國循著歷史的發展的必要成就了今天我們口中的“應試教育”。今天我們開始批判它，正如當初我們對舊式教育的批判。百年前我們被新式教育當頭一棒后清醒地發現我們要引進新式教育來強大我們的民族，但沒有預想到今天的結果。新舊教育該何去何從？我們該怎樣發展今后中國的教育？著實令人深思，但我們依然期待著明天的中國教育，它將會引領中國走向更強，成中華之大氣！

☆教師點評：趙曉光

習近平主席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明當代文化教育的發展方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有一個重新的認識，才能體會中華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從文學作品中，思考中國的教育問題，很有啟發性。《白鹿原》是反思文學的代表，作者對這一長篇小說有自己的理解。從教育的角度去分析這一部作品，一個時代的變化是思想的變化，同時教育也在變化。本篇列舉了小說中幾個人物的思想歷程，并與其教育經歷相結合，總結了教育對人的影響。同時，針對傳統教育和新式教育的優點和缺點進行了闡述，對比新舊兩種教育，提出疑問“如何平衡新舊教育”“未來中國教育應走向什么方向”。

整篇文章，行文流暢，條理清晰。突出主題，觀點明確，詳略得當。淺析《白鹿原》有著自己的風格，幾處對比讓文章更具思辨性，有目的地圍繞主題進行分析。最后，聯系實際反思當下，提出自己疑問，以展望未來收筆，引人深思。

教師簡介：趙曉光，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