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去北京

因為一個美差，元旦一過我即去了北京。前一次去北京已是五年前的事。本來總以為去北京是件很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竟也隔了這許多年。北京有我的許多親戚、朋友還有戰友，去的理由很充足，交通又這樣的方便。由此看來，往往越是容易辦到的事就越不容易辦到。這其中也包括以為容易就不去努力的因素。本來我想見的人很多，但因為太多反而誰也沒敢見。只一個人老老實實地呆在“下榻”處公干。直至返回。

冬季的北京晴冷，天空還是我熟悉的那種顏色。不過目光一移下來就會發現，大街已改變了許多。那些過去很不起眼兒的小商店已裝修得花里胡哨，餐飲一類的鋪面也大大增多了。當然，走在街上的人也是和過去大不同了。衣服很時髦，頭發很時髦，打招呼的內容也很時髦。在一個十字路口，我聽見兩個騎車人隔著老遠在喊：三角鋼你要不要？另一位說：什么價？我不覺笑起來。

不過我終于發現，最該變化而沒有變化的，還是人。在我住的那家招待所里，服務員是個小姑娘。剛住下的那晚上，我去她的值班室里提一瓶開水。電話響了。她在看電視，頭也不回地說：接電話。口氣很冷，命令式的。我不明白她在跟誰說話，回頭看看房間里也沒有其他人。她馬上不耐煩地重復說：叫你接一下電話。我被她的氣勢鎮住，竟老老實實地接了。結果是找她的。她站起來接過話筒，連句謝謝都沒有，好像我是她的奴仆。我愣了一會兒，終于忍住沒把氣發出來。我想，權當她是孩子吧。去逛商店，售貨員也依然清高無比，好像顧客們都跑去白拿她們的東西。每次看見這些表情，我就會在心里嘀咕：我可不指望做你們的上帝，只希望能做你們的熟人。

令我非常興奮的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老天下起了大雪。共事的朋友對我說：這是北京入冬以來的第二場雪，而且比上一場大得多。我立即把它看成是我的好運。我因為愛北方而愛雪，也因為愛雪而愛北方。

我的一位至友邀我晚上去雪地里散步。黃昏時，我便在約好的地方等她。雪已鋪了厚厚的一層，令黃昏受了驚嚇似的煞白。我埋著頭，認真地踩著腳印，并來來回回地欣賞。但很快就將一身熱氣散掉了，腳趾也開始因冷而疼痛。看來在雪地里抒情是要有時間限制的。

朋友終于遠遠地來了。

那晚上我們逛了很久。吃小吃，轉商店，說閑閑淡淡的話。因為雪，一街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走，公共汽車也小心翼翼地行。整個城市都擺出一副好脾氣。

不過那個夜晚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我朋友說的一句話。她一見面就沒頭沒腦地對我說：“太棒了，簡直就等于下了一場板蘭根嘛！”我大惑。她便解釋說，她一直在擔心她的寶貝女兒患上流行感冒。現在上天派來一場大雪，就足以凍死所有的細菌了。所以令她十分開心。同為母親，我為這句一點兒不抒情的話感動了許久。

生活中總有些比自然風景還要動人的東西。

雪后的第二天，我外出辦事。乘上公共汽車，我就一路看著街景。那是一種令我十分親切和熟悉的街景。路過北海時，我發現湖面上已經結冰了，不少年輕人在那里滑冰。真令人羨慕。我想起一位朋友曾許諾，等我來北京時教我滑冰。我想我是學不會的，不如讓這份許諾永遠貯藏在那兒，新鮮著。

看街景時我站在一對母女旁邊。女兒八、九歲模樣，看見雪地里一個賣煎餅的攤子，就說，那么大一張雞蛋煎餅才一塊錢，挺合算的。母親撇嘴說：合算什么呀？他們賺老去了。一個雞蛋頂多三毛，一張煎餅也要不了多少面粉。賺老去了。母親將“賺老去了”這句話反反復復說了好幾遍，好像對自己的精明頗為欣賞。我在心里說，你難道不考慮人家的油錢和燃料錢嗎？不考慮別人天寒地凍地站在那兒嗎？可那母親仍然在嘮叨說：“他們賺老去了。”我聽著簡直受罪，好心情都給破壞掉了。這使我忽然有個新認識：孩子們的德行，幾乎完全取決于母親。

人在多數時候不及自然可愛。

從車上下來，我走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大樓。我是去《當代》雜志社找幾位朋友。這家雜志社應當說是全國有名的大刊物。但他們辦公室的簡陋和雜亂卻是出乎我的想象。唯一能請來客就坐的，就是把看不清顏色、中間還陷下一個大坑的破沙發。我就坐在那“大坑里”，和幾位編輯聊天。

與外面繽紛的世界相比，他們像是個被人遺忘的角落。但當一位年近半百的副主編十分認真地跟我談對我作品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們刊物目前的打算、今后文學創作的走向時，我卻非常感動。我竟然在這里、在今天這樣的生活潮流中遇見了文學。我為這件事抽象出來的意義感動。坐在那兒，我有一種被時光隧道帶回到幾年前的感覺。而我，是愿意被帶回的。

很多時候，能不被時代潮流裹挾而去，是一種幸福。

十日之后，我離開北京。

共事的朋友把我送上民航的汽車。天還未大亮，我的腦子也處于半醒狀態，很想繼續迷糊一會兒。但車上的錄音機突然響亮起來，而且是一首節奏熱烈的流行歌曲。我伸頭看，司機是位二十多歲的小伙子。難怪。男女歌手一個接一個地唱起來，其中有兩首我還比較喜歡，精神也就漸漸振作起來。

我忽然發現，這一車人以四、五十歲的男人居多，他們會對流行歌曲感興趣嗎？從他們的表情上無法看出，一個個都似睡非睡的樣子。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沒法不讓那些歌曲鉆進他們的耳朵，他們逃避不了。我忽然就同情起他們來。二十年前文革時，他們正是小青年，可卻沒有什么歌兒能讓他們好好地唱。他們幾乎是被強迫著聽那些造反歌、語錄歌以及樣板戲。如今呢，他們又被下一代強迫著聽港臺流行歌曲了。他們總也沒有輪到自己選擇的機會。

汽車漸漸地開到了天亮的地方。一種親切的、熟悉的北方天空又展現在我面前。我知道我是為這片天空而來的，因此又為這片天空向北京告別。

1993年9月補記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