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

司馬遷曾經感慨萬端地說過：“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并列舉了周文王、孔夫子、屈原、左丘等歷史偉人以為佐證。倘若將漢初三杰之一的張良作為其中之一，相信世人皆不會有異議。在浩如瀚海的歷史文獻中，歌詠張良的詩文不知凡幾，而幾乎看不到詆毀張良的文字。即便是孔夫子這樣的大圣賢，也經常被人非議責難，張良能受到世人的一致推崇，委實是難能可貴。

司馬遷在《史記·留侯世家》篇末評論道：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南北朝詩人謝靈運賦詩曰：

韓亡子房奮，秦帝仲連恥。

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

唐代詩仙李白賦詩曰：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

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李白《詠漢中》曰：

徒為風云苦，一官已白須。

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

披云見青天，捫蛋話良圖。

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

終身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北宋詩人梅堯臣在留侯廟前賦詩曰：

貌如女子心如鐵，五世相韓韓已滅。

家童三百不足使，倉海君初去相結。

秦皇東從博浪過，力士袖椎同決烈。

曉入沙中風正昏，誤擊副車搜跡絕。

亡命下邳圯上游，老父墮履意未別。

顧謂孺子下取之，心始不平終折節。

舒足既受笑且去，行及里所還可說。

可教后當五日來，三返其期付書閱。

他日則為王者師，果輔高皇號奇杰。

留國存祠汴水傍，逢逢簫鼓賽肥羊。

赤松不見天地長，黃石共葬丘冢荒。

北宋改革家詩人王安石賦詩曰：

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

傾家為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

脫身下邳世不知，舉世大索何能為？

素書一卷天與之，谷城黃石非吾師。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

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

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宋代唐薦賦詩曰：

博浪沙頭觸刑車，潛游東夏識真符。

風云知略移秦鼎，星斗功名啟漢圖。

商老已來寧少海，赤松還約訪仙都。

雍容進退全天道，澶澶高風萬古流。

南宋詩人劉克莊賦詩曰：

一槌復九世仇，編書封萬戶侯。

指視紫芝翁出，身從赤松子游。

南宋愛國志士文天祥賦詩曰：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來到處捉南冠。

博浪力士猶難覓，要覓張良更是難。

古往今來，人們都在用自己的語言贊美和仰慕張良。而張良之為張良，最令人欽慕的地方，乃是他一生中的三次重大抉擇。

第一次抉擇是“韓亡子房奮”。作為韓國的貴公子，亡國之恨在年輕張良的心頭揮之不去，于是憤然毀家紓難，選擇了戰斗和復仇，而將刺殺秦始皇嬴政作為自己復仇的首要目標。“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對刺殺秦始皇做了精心的謀劃，“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椎擊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無疑是驚世駭俗、石破天驚的壯舉，勇士張良的偉岸形象由此在世人心中日漸高大起來。

第二次選擇是“師從黃石公”。梅堯臣用詩的語言簡約地敘述了張良的這次抉擇：“亡命下邳圯上游，老父墮履意未別。顧謂孺子下取之，心始不平終折節。舒足既受笑且去，行及里所還可說。可教后當五日來，三返其期付書閱。他日則為王者師，果輔高皇號奇杰。”懷才自負的張良在亡命下邳時偶遇黃石公，老人為了測試張良而故意要張良拾履，而后又與之相約夜半在橋上相會，卻兩次責備張良沒有準時赴約，然后揚長而去。面對老人接二連三的刻意刁難，張良經過反復思想斗爭，而以虛心受教的態度感動了老人，于是老人終于以兵書相授。此書使張良獲益良深，為他日后輔佐劉邦在楚漢相爭中勝出，發揮了重要作用。“虛心使人進步”，即便是智者張良也不例外。故而，這個故事被世人反復陳說，有著不朽的價值和意義。對于傳授張良兵書之人，王安石認為是上天而不是黃石公：“素書一卷天與之，谷城黃石非吾師。”不論是黃石公傳授，還是上天傳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張良選擇了虛懷若谷的謙虛態度。

第三次抉擇是“功成而弗居”。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登高一呼，天下響應，加入了造反行列的張良和劉邦陰錯陽差地在留縣相遇，幾番談吐之后，雙方相互吸引。于是，本來要去投奔楚王景駒的張良改變主意留了下來，成了劉邦的股肱謀臣。這次留縣與劉邦的君臣際遇，改變和成就了張良的一生。此后，劉邦的許多重大決策，都閃爍著帝師張良智慧的光芒。而張良也被劉邦視為西漢王朝的第一功臣。漢高祖六年大封功臣時，劉邦第一個想要分封的功臣便是張良。“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史記·留侯世家》）

盡管劉邦是出于真心，但是張良卻不愿意接受過重的封賞，并聰明地將自己奇謀妙策的作用解釋為劉邦知人善任所致，于是謝絕了劉邦要其“自擇齊三萬戶”的美意，而和光同塵地受封做了留侯，排名在丞相蕭何之后。就在張良推辭“三萬戶”封賞不久，功臣們便因為爭搶功名位次而幾乎鬧出了大亂子，多虧張良為劉邦獻計“先封雍齒，以示群臣”，才將事態平息下來。有比較才有鑒別，這些名利客不顧廉恥地爭搶功勞，反過來和張良的真誠謙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人品境界高下立判。視功名富貴如糞土，說來容易做來難；在別人爭競得死去活來的名利面前選擇謙讓，說來容易做來難；在唾手可得的大富大貴面前選擇退出，說來容易做來難。張良卻全都成功地做到了，委實是難能可貴。

隨著西漢王朝的建立，張良選擇了漸漸淡出。他對此所做的解釋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史記·留侯世家》）于是，張良開始學習辟谷，鉆研起導引、輕身的養生術來了。仔細翻閱《史記》所載，則不難發現，劉邦稱帝后，在事關國運的太子廢立問題上，一向對張良言聽計從的高祖劉邦也聽不進他的諫言了。在皇后呂雉的一再懇求下，張良暗中指點呂雉延請曾經駁了劉邦面子的“商山四皓”出山輔佐太子劉盈，劉邦才不得已而打消了改立愛子趙如意為太子的念頭。這件事對智慧過人的張良所產生的影響之大難以估量，對他決意放棄人間之事，欲從赤松子游，無疑有著不可言傳的影響。

張良決意退出朝廷權力中心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漢十一年，劉邦率軍前去平定黥布叛亂，“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愿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顯而易見，此時的張良病體艱難。漢十二年，是劉邦存世的最后一個年頭。東征黥布歸來后，劉邦依舊想要廢黜太子劉盈，改立如意為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可見，張良之不視事，首先是因為健康方面的原因。盡管張良在劉邦在世時已經不視事，卻始終沒有遠離朝廷，還是劉邦和皇后呂雉的顧問。因為身體有恙而漸漸淡出權力中心，實在是一個很雄辯的理由。也正是為了治療疾病，張良才在家中辟谷。看到了這一層，方才能理解劉邦死后，對張良心存感激的太后呂雉何以會對他說：“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也才能理解張良何以“不得已，強聽而食”。

就在張良選擇淡出權力中心之際，同為漢初三杰的蕭何、韓信卻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熬煎。楚王韓信被劉邦“偽游云夢”逮至京城，貶為淮陰侯，隨后又被呂雉殺死在未央宮；蕭何則因被劉邦猜忌而一度鋃鐺入獄。有了這二人做陪襯，張良的先見之明便更加凸顯，故而一再為世人所稱道。

張良和春秋末年越國的謀臣范蠡都是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比起范蠡來，張良的全身而退又有其自身的特點。范蠡的隱退干脆利落，“君行令，臣行意”，寥寥六個字再明白不過地道出了范蠡的心志；張良的隱退卻沒有范蠡那般瀟灑飄逸，只是漸漸地淡出了權力中心，人卻依舊在京城中，是一種別樣的“大隱隱于朝”。

對于張良的“欲從赤松子游”，后人的理解或有不同。北宋學者司馬光便認為：“明哲保身，子房有焉。”在他的眼里，張良“功成而弗居”的抉擇乃是一種不折不扣而又是成功的明哲保身之舉。贊同這種觀點的大有人在，唐代詩人李白的“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終身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宋代詩人唐薦的“商老已來寧少海，赤松還約訪仙都。雍容進退全天道，澶澶高風萬古流”，均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對張良功成身退的仰慕之情。

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子則認為：司馬光的斷語“未足以盡子房”。“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為韓報仇。’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為韓之心，無疑于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于雄猜天子之前。且曰：‘愿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視漢之爵祿為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僅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托之，而始終不忮。”（《讀通鑒論》）

思量起來，雖然司馬光所言不無道理，但是王夫之所言理由似乎更充足些。張良為人一生光明磊落，從不惜毀家紓難起，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與秦王朝為敵。陳勝、吳廣倡導的農民大起義堅定了張良推翻秦王朝的決心，與劉邦的君臣際遇則使他看到了推翻秦王朝之后建立新王朝的希望。故而，張良為劉邦出謀劃策，不是和蕭何、樊噲等人一樣希冀“得附驥尾而致千里”，而是基于韓國貴族子弟的亡國之恨。隨著西漢政權的建立，張良心愿已了，又不屑于糾纏在新一輪的政壇是非當中，選擇淡出便合情合理，并不費解。因為心中不存貪圖功名利祿的私心雜念，故而方才有人所不及的大智大慧。張良之所以能夠在不可預測的宦海生涯中全身而退，原因就在于此。“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或許乃是人們思考張良、景仰張良的重心之所在，也是張良對蕓蕓眾生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奧妙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