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記載了二十條敦煌祥瑞，其中與文學密切相關(guān)者是祥瑞后所附的長篇歌謠，實際上是根據(jù)武則天稱帝的需要而編排的作品。祥瑞中還有四條是李無虧為沙州刺史時上奏的，表明了李無虧與武則天政治的關(guān)系。因為這樣的歌謠和祥瑞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chǎn)生，其歌謠又是《全唐詩》沒有收錄的文學作品，因而就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我們這里先考察沙州歌謠。

載初元年沙州歌謠并序

神皇圣氏生于文[王，文]王之祖，生于后稷。故詩人所謂《生人》尊祖也。

于昭武王，承天翦商。誰其下武，圣母神皇。穆斯九族，綏彼四方。遵以禮儀，調(diào)以陰陽。三農(nóng)五谷，萬庚（庾）千箱。載興文教，載構(gòu)明堂。八窗四闥，上圓下方。多士濟濟，流水洋洋。明堂之興，百工時揆，庶人子來。皷鼓不勝，肅肅在上。無幽不察，無遠不相。千齡所鐘，萬國攸向。俗被仁禮，家懷孝讓。帝德廣運，圣壽遐延。明明在下，于昭于天。本枝百代，福作（祚）萬年。惟彼洛邑，圣母營之。惟彼河水，神皇清之。穆穆帝子，圣母生之。浩浩海瀆，神皇平之。福兮祐兮，在圣母兮。盛兮昌兮，在神皇兮。圣母皇皇，撫臨四方。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禿發(fā)狂瞽，侵我西土。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荒徼之外，各安其所。穆穆圣君，受天之祐。圣皇為誰？神皇圣母。于萬斯年，受天之祐。永淳之季，皇升玉京。如喪其考，人不聊生。裴徐作釁，淮海波驚。皇皇圣母，定縱服橫。綏以大德，威以往（佳）兵。神謀獨運，天鑒孔明。危邦載靜，亂俗還平。河圖洛書，龜背龍脅。圣母臨人，永昌帝業(yè)。既營大室，爰構(gòu)明堂。如天之堰，如地之方。包含五色，吐納三光。傍洞八牖，中制九房。百神薦趾，膺乾之統(tǒng)，得坤之經(jīng)。子來之作，不日而成。不得有得，有得非名。如天之壽，于萬斯齡。黃山海水，蒲海沙場。地鄰蕃服，家接渾鄉(xiāng)。昔年寇盜，禾麥調(diào)傷。四人優(yōu)優(yōu)（擾擾），百姓遑遑。圣人哀念，賜以惟良。既撫既育，或引或?qū)ⅰＮ裘覇窝F，今日重裳。春蘭秋菊，無絕斯芳。[《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獻真跡實錄》（一）]

歌謠后有“右唐載初元年四月，風俗使于百姓間采得前件歌謠，具狀上訖”。對于這首長篇歌謠，學者多以為是李無虧制造而歌頌武則天的作品，也有學者認為這確實是民間歌謠。如高國藩《敦煌〈歌謠〉的評價和譯注》就主張民謠說。我們參照武則天時有關(guān)《大云經(jīng)》事，可以類比各地對于武則天的宣揚。《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云：載初元年，“有沙門十人偽撰《大云經(jīng)》，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于天下，令諸州各置大云寺，總度僧千人。”同書卷一八三《薛懷義傳》云：“懷義與法明等造大云經(jīng)，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又云：“其偽《大云經(jīng)》頒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座講說。”按《大云經(jīng)》在晉代已有譯本，不可能到唐代偽造，薛懷義等人實際上是做了《大云經(jīng)疏》，全名為《大云經(jīng)神皇授記義疏》，是對于《大云經(jīng)》的重新解釋而附會武則天登基是天意。由此類證，沙州的這則歌謠也就不能武斷地說是文人制作，因為歌謠后面明確說是風俗使于百姓間采得。但采得歌謠后由沙州李無虧等再加工，則很有可能，故而敦煌所出的本子文人化程度明顯較高。但不至于像周紹良先生所言：“這些歌謠顯然是一些諂詐的作品，并非流行于民間之歌謠，從它的造句用詞上已可斷定是地方長官之作，所謂‘風俗使于百姓間采得’不過借口‘百姓’為歌頌之由而已。”（周紹良：《讀“沙州圖經(jīng)”卷子》，《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而是像高國藩《敦煌〈歌謠〉的評價和譯注》認為：根據(jù)史料說明，武則天在安定敦煌地區(qū)人民生活方面有過貢獻，因此這些歌謠并非當時沙州刺史李無虧阿諛浮夸之辭，它們是真實可信的民間文學作品，而不是封建統(tǒng)治者假借民意偽造的作品。“應當肯定《沙州志》中敦煌《歌謠》來自民間的真實性和它的價值。歌頌我國女皇武則天豐功偉績在中國古代民間歌謠中是別具一格的，值得在中國民間歌謠史上和教煌民俗學的篇章中署上一筆。”（《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

無論這則歌謠的來源如何，它的價值都是不容否認的。其價值主要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是歷史價值，二是文學價值。

就歷史價值而言，這篇歌謠是應時而作的重要作品。如歌謠中有“誰其下武？圣母神皇”之語，是反映出武則天為圣母之事。武則天于垂拱四年加尊號為“圣母圣皇”，天授元年加尊號為“圣神皇帝”，長壽二年加尊號為“金輪圣神皇帝”。而歌謠為載初元年所上，正是載初元年后的第二年。《資治通鑒》還記載了載初元年有關(guān)武承嗣一事：垂拱四年四月，“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武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游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圣母神皇”。這里記載的“鑿白石為文”就是武承嗣所為，而沙州歌謠則明確記載為風俗使于沙州百姓采得，不必定為文人偽造。同時，不容忽視的是，這首歌謠的歷史價值還在于表現(xiàn)了邊地人民對于敦煌地區(qū)的有效治理使得當?shù)氐陌l(fā)展呈現(xiàn)繁榮昌盛的局面，也表現(xiàn)了邊地人民對于武則天統(tǒng)治下的中央政權(quán)的高度認同。因此，我們不能說歌頌皇帝的歌謠都是偽造的歌謠。

就文學價值而言，這是一篇四言體長詩，顯然受到《詩經(jīng)》“三頌”體式的影響。全詩重在頌功，而且是鋪陳展衍，表現(xiàn)出對于武則天加尊號的頌揚。而這樣的頌揚又是彰顯了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天下一統(tǒng)，歌謠云“千齡所鐘，萬國攸向”，“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以至于“荒徼之外，各安其所”，是對于當時唐朝天下一統(tǒng)的歌頌，而“禿發(fā)狂瞽，侵我西土。皇赫斯怒，爰整其旅”，則是對于吐蕃等地侵犯唐土的警戒。二是明堂文興，所謂明堂，是武則天垂拱四年在洛陽乾元殿址仿照古代明堂制度建造的殿堂，供布政、祭祀、受賀、饗宴、講學辯論之用，是唐代著名的大型標志性建筑，也是武則天提倡文教興邦的具體舉措。歌謠云“遵以禮儀，調(diào)以陰陽”，“載興文教，載構(gòu)明堂”，“俗被仁禮，家懷孝讓”，正是集中于明堂的歌頌，突出了武則天文教興邦的意義。三是政治清明，通過詩歌來表現(xiàn)政治清明在文人詩中屢見不鮮，而作為歌謠卻具有更多的政治意義和文學意義。這篇歌謠對于武后時期政治清明的歌頌是多層面的，“三農(nóng)五谷，萬庾千箱”，是農(nóng)桑繁茂；“載興文教，載構(gòu)明堂”，是文教興盛；“穆斯九族，綏彼四方”，是萬國來同；“多士濟濟，流水洋洋”，是人才濟濟；“荒徼之外，各安其所”，是百姓樂業(yè)；“皇赫斯怒，爰整其旅”，是威振遐遠；“如天之壽，于萬斯齡”，是期待天下安定，基業(yè)永昌。同時，這首歌謠是通過質(zhì)樸古拙的語言以表現(xiàn)天下攸同的時代主題的。四言詩本身就是典雅古樸的，但為了使得這樣的形式不至于呆板滯拙，全詩采用了換韻的手法，而且是韻律平仄交替，這樣富于變化。這樣的作品，在民間歌謠中是非常突出的，因而我們認為經(jīng)過文人的加工也是可信的。

在文學方面還很值得關(guān)注者，這篇歌謠是敦煌本土文學的一部分。我們知道，敦煌本土文學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不少，主要有敦煌變文與民間俗唱。敦煌變文是佛教與文學融會而成篇，民間俗唱則多為《十二時》《五更轉(zhuǎn)》《百歲篇》等，重在表現(xiàn)民間習俗。而這篇沙州歌謠雖然性質(zhì)也屬于民間文學，但與上述僅僅表現(xiàn)民間俗者大不相同。這樣的詩篇，產(chǎn)生于民間，來源于邊地，又經(jīng)過文人的加工，表現(xiàn)出邊地與中央、百姓與皇帝、州郡與朝廷的關(guān)聯(lián)，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需要進一步挖掘。

沙州歌謠和沙州祥瑞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因此我們接著考察沙州祥瑞。沙州祥瑞共有二十條，其中與沙州歌謠關(guān)系最密切者是沙州刺史李無虧所上的四條祥瑞，我們先將這四條祥瑞錄之于下：

五色烏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陰嗣鑒于平康鄉(xiāng)武孝園內(nèi)見五色烏，頭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見群烏隨之，青黃赤白黑五色具備，頭上有冠，性甚馴善。刺史李無虧奏稱：“謹檢《瑞應圖》曰：‘代樂鳥者，天下有則見也。’止于武孝通園內(nèi)，又陰嗣鑒得之，臣以為陰者母道，鑒者明也。天顯。”

日揚光 慶云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支慶（度）崔等狀稱：“今日冬至卯時，有五色云扶日，闊一丈以上。其時大明，大授（校）一倍以上，比至辰時，復有五色云在日四邊抱日，光彩其（甚）鮮。”見在官人百姓等同見，咸以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曰：‘圣人在上，日有天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孝則景云出游。’有人從己西己北己東來者，咸云諸處赦日亦總見五色云抱日。”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鎮(zhèn)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拔狀稱：“其蒲昌海水舊來濁黑混雜，自八月已來，水清明澈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圣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歡樂，望請奏圣人知者。’”刺史李無虧表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謹檢《瑞應圖·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傔海夷也。’天應魏國當涂之兆，明土德之昌也。”

白 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陰守忠狀稱：“白狼頻到守忠莊邊，見小兒及畜生皆不傷，其色如雪者。”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云：‘王者仁智明悊，即至，動準法度，則見。’又云：‘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服者。’天顯陛下仁智明悊，動準法度，四夷賓服之征也。又見于陰守忠之莊邊者，陰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于陛下也。前件四瑞，諸州皆見，并是天應陛下開天統(tǒng)，殊征（徽）號，易服色，延圣壽。是以陽烏疊彩，映澄海以通輝；瑞鳥摛祥，對景云而共色。胡戎唱和，識中國之有圣君；遐邇謳謠，嘉大周之應寶命。”[《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獻真跡實錄》（一）]

以上四條祥瑞和這首歌謠主旨是一致的，就是要歌頌武則天為天子是天意所歸，而且著重為女皇登基尋找理論根據(jù)。故而祥瑞的表述也涉及歌謠：“是以陽烏疊彩，映澄海以通輝；瑞鳥呈祥，對景云而共色。胡戎唱和，議中國之有君；遐邇謳歌，嘉大同之應寶命。”

盡管這四則沙州祥瑞旨在歌頌武則天成為女皇帝是天意所歸，但這樣的祥瑞還是突出地表現(xiàn)了李無虧擔任沙州刺史時在政治上的苦心經(jīng)營。

首先是這四則祥瑞比沙州的其他祥瑞更有特色。《沙州圖經(jīng)》記載的沙州祥瑞有二十則，無論是政治指向性還是文學表現(xiàn)都不如李無虧上獻的這四則。現(xiàn)將十六條祥瑞列出：

同心梨。右《后涼錄》，呂光麟慶（嘉）元年，敦煌獻同心梨。

赤氣龍跡。右按《西涼錄》，李暠庚子元年，赤氣起于后園，龍跡見于小城。

白雀。右按《西涼錄》，涼王李嵩庚子年，白雀翔于靖恭堂。

大石立。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四年五月，大石自立于敦煌馬圈山。

瑞葛。右西涼王庚子五年，敦煌有葛緣木而生，作黃鳥之色。沙州無葛，疑是瑞鳥，二字相似，誤為葛焉。

嘉禾。木連理。柳樹生楊枝。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六月，敦煌獻嘉禾、木連理、柳樹生楊牧枝。

白狼、黑狐、黑雉。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七月，見于敦煌。

鳳凰。右按《西涼錄》，涼王建初元年正月，鳳凰集于效谷。

白龍。右唐武德五年夏四月癸丑，白龍見于平河水邊，州司錄奏。

甘露。右武德六年六月己酉，甘露降，彌漫十五里。

木連理。右唐調(diào)露元年，于敦煌鄉(xiāng)董行端園內(nèi)，木生連理。

甘露。右唐垂拱四年，董行靖（端）園內(nèi)，甘露降于樹上，垂流于地，晝夜不絕。

野谷。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興川，其苗梨高二尺已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色黃赤，似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甘而不熱，收得數(shù)百石，以充軍糧。

瑞石。右唐乾封元年，有百姓嚴洪爽于城西李先王廟側(cè)，得上件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作古字云：下代卅，卜年七百。其表奏為上瑞，當為封岳并天，咸置寺觀，號為萬壽，此州以得此瑞石，遂寺觀自號靈圖。

白雀。右唐咸亨二年，有百姓王會昌于平康鄉(xiāng)界獲白雀一雙，馴善不驚，當即進上。

黃龍。右唐弘道元年臘月，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見空中有一黃龍見，可長三丈以上，髯須光麗，頭目精明，首向北斗，尾垂南下，當即表奏，制為上瑞。[《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獻真跡實錄》（一）]

這十六條祥瑞都比較簡略，只是列出祥瑞，接著說明來源即結(jié)束，文字也非常簡單，同時所選取的祥瑞名稱也是常見的事物，如白雀、黃龍、嘉禾、鳳凰等，在新、舊《唐書》以及《全唐文》中是屢見不鮮的。而李無虧所進的祥瑞，不僅名稱新奇，諸如“五色烏”“蒲昌海五色”“白狼”，而且描述所得祥瑞的過程都比較復雜，祥瑞的形象也比較具體，如五色烏得之于百姓陰嗣鑒平康界武孝園內(nèi)，而這一五色烏頭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而且有群烏隨之。同時，這些祥瑞得見，都能在《瑞應圖》中找到根據(jù)，由此又與武則天加尊號以及登基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樣的政治指向性就非常強。

據(jù)《新唐書·百官志》記載：“禮部郎中員外郎掌圖書、祥瑞，凡景星、慶云為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狼、赤兔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蒼鳥、赤雁為中瑞，其名物三十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其名物十四。”因此，進祥瑞是唐代的國家行為，因而不能像我們現(xiàn)在的研究，見到祥瑞就覺得是一味迎合皇上的阿諛奉承、無聊歌頌的行為，而是可以認為這是唐代地方政治經(jīng)營的一部分，因為這些祥瑞在老百姓中也是潛移默化的，因此也屬于唐代中央和地方的一項重要的教化行為。如果這樣理解，我們就可以認識到李無虧在沙州所精心經(jīng)營的祥瑞行為也是他政績的一部分，與修筑長城堰、修筑驛站、抗擊吐蕃是同樣的重要，我們現(xiàn)在的研究，肯定其前三方面的政績而否定其經(jīng)營祥瑞，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符合唐代本身的實際的。

與歌謠與祥瑞關(guān)系都很密切的人物無疑是沙州刺史李無虧。他是一位頗有政績的人物，不僅在沙州修筑了長城堰，修建了清泉驛、甘草驛、東泉驛、其頭驛等眾多的驛站，修建了敦煌莫高窟北大像窟，而且在與吐蕃對峙的沙州保衛(wèi)戰(zhàn)中戰(zhàn)死沙場，為唐代邊塞的繁榮和安定立下了汗馬功勞。他的墓志也于2002年出土，題為《大唐故太中大夫使持節(jié)沙州諸軍事守沙州刺史兼豆盧經(jīng)略使上柱國長城縣開國公贈使節(jié)嘉州諸軍事嘉州刺史李府君墓志銘并序》，志載《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1期，使得我們對于這位文武全才的沙州刺史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同時這方墓志也成為敦煌史研究的重要文獻。墓志與歌謠、祥瑞的對照，更加凸顯出這位守衛(wèi)邊塞的英雄人對于國家的赤誠，也表現(xiàn)出唐代敦煌這一特殊的地域?qū)τ谥醒氲牡匚缓鸵饬x。

祥瑞與歌謠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并且具有悠久的淵源，是我們研究文學與民俗的重要對象。相傳產(chǎn)生于上古時期的《卿云歌》是舜帝禪位給禹時，同群臣互賀的唱和之作。通過描寫作為祥瑞征兆的卿云來表現(xiàn)上古先民對圣人治國的崇尚。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歌謠往往與祥瑞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而這些祥瑞也有連理木、嘉禾、靈芝、鳳凰、甘露、赤雁、蒼鳥等等。不僅是歌謠，即使在文人作品當中，也有不少是關(guān)于祥瑞的描寫。因此對于祥瑞與文學關(guān)系的研究，也是我們需要進一步關(guān)注的。我寫這篇文章目的在于挖掘沙州歌謠和沙州祥瑞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并由此揭示其文學價值與歷史價值。同時也想說明，我們一直不很關(guān)注，或是一直簡單化地理解為一味歌功頌德的作品，有不少還是有多方面認識意義的。而我們的一些先入為主的意識往往遮蔽了我們對于這些歷史現(xiàn)象深層內(nèi)涵的認識。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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