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文學思想，見于《荀子》。荀子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但是，他所謂的“文學”，包括的內容也是相當廣泛的，即包括所有的文化歷史、文獻典籍知識在內(見《王制》)。他特別給一些重要的經典文獻以很高的評價，認為《書》是記載政事的，《詩》集中了許多和諧的音樂，《禮》是法律的準則和條律的總綱(見《勸學》)等。認為這些經典內容極其豐富，體現著先王之道，有統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辦法。如果堅持推行里面的原則，就會使社會上的人們各自按照自己的情況，擔負適當的工作，上下協調，秩序安定(見《榮辱》)。從他這方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在他看來，象《詩》這樣的文學作品，也同《書》、《禮》、《樂》、《春秋》一樣，不僅是君子修身的教科書，同時也是穩定封建秩序的思想寶庫。他強調發揮它們的作用。

荀子認為，《詩》有言志的特點。但是，他所謂的“志”，乃是圣人之志。他在《儒效》中認為，圣人是道的樞要。天下之道，都集中到圣人那里。《詩》、《書》、《禮》、《樂》之道，也都集中到圣人那里。說“《詩》言是其志也”，意思是《詩》體現了圣人的思想。并且說，《國風》以此節制，而不流于放蕩；《小雅》以此修飾；《大雅》以此光大；《頌》以此貫通。荀子沿用前代“詩言志”的提法，賦予詩歌以明顯的道的內容，即指明《詩》中所言之“志”，并非一般的思想感情，是圣人的思想，從而把詩看作是載有圣人之道的教材。這一看法實開后世“文以載道”的先河。對《詩》的這種看法，固然表明荀子對詩的社會功用的重視，但同時也反映他只是把詩作為教化的材料看待，這就不免對詩的社會根源，乃至它的文學特征有所忽視。

荀子出于與重視詩同樣的目的，重視言辭辯說的作用，說：“今圣王沒，天下亂，奸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正名》)并說：“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非相》)主張以正確的道理來辨別邪說，反對嘩眾取寵、趨炎附勢和阿諛奉承，反對玩弄辭藻，擅自制造名稱，擾亂正確的名稱，使民無所適從。要求文辭辯說要合于禮義、圣人之道和經典，強調以圣王為師，確立儒家正統的文學觀。從而給后代文學理論中明道、征圣、宗經觀點的形成以啟示。

荀子還有對音樂的重要論述。先秦時期，詩與樂、禮與樂都密不可分。荀子不但強調發揮詩的教育作用，而且更強調發揮樂在施行教化方面的特殊作用。他在《樂論》中認為，音樂的產生，同人們的需要有關，人們的思想感情，自然要通過音樂表達出來。又因為音樂具有“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特點，所以荀子特別重視發揮音樂的作用，甚至認為音樂是嚴肅莊重，還是姚冶流漫，對整個社會的民情風俗，乃至國家的安危都會產生影響。因此，他主張禮樂配合，施行教化。他認為，“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強調“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這些看法，顯然都是對儒家文藝思想的一種繼承，并在戰國末期的歷史條件下，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加以發展的，進而影響后代的理論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