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省咸陽東)人。生于東漢光武建武八年(32)，卒于和帝永元四年(92)，出身于世代顯貴之家，且有家學淵源，父班彪采集前史，旁貫異聞，作《史記》“后傳”數十篇。班固九歲能作賦，尤愛漢史。十六歲入洛陽太學讀書，讀書不死守章句，性情寬和，有度量，不以才高自傲。二十三歲時，因父喪而結束了八年的太學生活，回故鄉，繼父業，居家編著《漢書》。后有人上書明帝，控告他私改國史，被捕入京兆獄中，弟班超趕到洛陽，替他辯白，地方官又把他的書稿送給朝廷，明帝閱過書稿，十分賞識班固的才華，令他做蘭臺令史。和陳宗、尹敏、孟異等共同完成了《世祖本紀》，次年遷為郎，典校秘書，又寫成功臣、平林、公孫述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明帝令他在蘭臺(國家圖書館)續寫《漢書》，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一直“以著述為業”。章帝建初三年(78)班固遷玄武司馬，次年諸儒在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班固兼任記錄，編成《白虎通德論》。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以中護軍隨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后竇憲謀反自殺，班固受株連，入獄，遂死獄中。班固死時，《漢書》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稿，由妹班昭(曹大家)與同郡人馬續補作完成。《漢書》所記是西漢一代的歷史，起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迄王莽地皇四年(23)共二百二十九年。《漢書》史料，武帝以前，絕大部分用《史記》材料，但是重新做了安排，班固也增加了一些傳目，如增“蒯通傳”，增加了一些事實，如“韓信傳”“楚元王傳”“肖何傳”“衛青傳”“公孫宏傳”皆有增補，也增加了一些奏疏原文，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賢良策”“募民徙塞下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武帝以后的材料來源有三：一是班彪“后傳”，二是各家所續《史記》，三是漢人詩賦、議奏、諸子百家、天文歷法之書。《漢書》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合一百卷，八十一萬字，后人因有些篇份量大，又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因而又作一百二十卷。《漢書》在中國古代史學上也是一部有影響的名著。首先，它創立了斷代紀傳體，這種體例與通史比較不免有割斷歷史之弊，但它在“包舉一代”，容納更多內容上仍然是其所長，把各代之史連接起來也可彌補斷代史本身之弊，《漢書》以后，封建統治階級官方的正宗史學皆以它為準，所以影響后代史書編纂十分深遠。其次，它開拓了許多史學研究的新領域，在資料上，《漢書》在不少方面超過了《史記》，如“惠帝紀”及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李陵、蘇武等傳，”十志”敘述古代到漢代的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等典章制度很詳細、“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為《史記》所無，是《漢書》所斷創，“西域傳”在《史記·大宛列傳》基礎上寫成，又評記了西域各國的情況。“張騫傳”是《史記》所無，也增加了漢同西域交通情況，“十志”對后代史“志”的編修影響很大，也成為典制體專書的楷模。再次，《漢書》也有求實致用的觀點，班固對史料進行了大量地考證工作如，東方朔這個人物，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弄得真偽不分，班固根據劉向《別錄》而定是非，在“張湯傳”中，班固說：“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在“志”中，考辨更多。班固作史為鞏固東漢政權而作，選材注意“切于世用”。最后，《漢書》是一部文史結合的作品，宋代黃庭堅說：“三日不讀《漢書》，便覺俗氣逼人”。班固是作賦的能手，作文十分講究，《漢書》結構嚴密，煉詞簡凈，文字古雅，開了六朝駢體文的先聲，它寫人物不如《史記》逼真，但也有不少精妙之筆，如對朱買臣、陳萬年、蘇武等人物的描述都是很成功的。但是，《漢書》是一部典型的封建正宗史學，東漢時讖緯流行，班固在《漢書》中大肆宣揚五行相生說，說“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為封建統治者的神學統治制造理論根據。《史記》把惠帝放到呂后本紀中敘述，《漢書》為了“著統”單列惠帝紀，《史記》把陳涉入“世家”等同王侯，項羽入“本紀”等同天子，而《漢書》將陳涉和項羽都貶入“列傳”之中，這是一個倒退。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這種批評恰恰表現了班固封建正宗史學的面貌。《漢書》追求文字古雅也給讀者帶來閱讀的困難。《漢書》問世不久，東漢末就有服虔、應劭為其作注了，唐以前注《漢書》有二十三家之多，唐顏師古受命為《漢書》作集注，詳引舊注，在“師古曰”下，又斷以己意，使文字問題基本可以解決了。北宋由卷子本改成刻本時，由三劉(劉敞、劉攽、劉奉世)校勘正誤，又由宋祁作寫校語。清末王先謙作《漢書補注》一百卷，是《漢書》研究的重要成果，今天通行的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就是以《漢書補注》為底本印成。近人楊樹達作《漢書窺管》對王先謙《補注》本又有補正，也是研讀《漢書》不可不讀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