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中國新康德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浙江杭縣人，早年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曾任中國公學大學部學長兼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私立光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和廣東學海書院院長。辛亥革命后，曾擔任過南京臨時政府內政部秘書，上海新時報總編輯。五四運動時期，他依附于北洋軍閥，為研究系政客中的重要成員，極力反對當時的中國人民革命運動，鼓吹羅素等人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并與梁啟超一起，挑起所謂“社會主義論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一方面與張君勱等人組織國家社會黨，進行反動的政治投機活動，反對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又積極參與蔣介石的“文化圍剿”，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抗日戰爭時期，他與日、美帝國主義均有不同的勾搭。解放戰爭時期，又曾一度鼓吹所謂中間路線。解放后曾擔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

張東蓀的哲學是新康德主義的一種變種，他從右的方面修正康德的學說，取消了康德對實體(“物自體”)的假定，而把康德的主觀唯心主義與不可知論發展到極端。他說：“在認識的多元論看來，感相雖是‘所與’，而卻決不表示外物。其本身并非在外界的‘存在者’。但并非存在于心內。他是一個中間物，而不存在于世界上。這正和所謂‘幻想’，在性質上差不多。”又說：“須知既然產生于內的并不是外界所有的，則我們便可以說感覺既不是外物的寫照，又不是外物的翻譯，乃竟好象有幾分無中生有的樣子。”(《認識論》，第47－48頁)這就是說，感覺都不是真實的，都是由我們主觀產生出來的。這種無中生有的感覺論，是對康德唯心主義哲學的進一步發揮。他不僅取消了物自體，而且還把感相與物自體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沒有什么關系。張東蓀認為，外物是不可認識的，但外物與感覺之間卻有一個“相關共變”的關系。他說：“雖則外物真是什么，我們不知道，然而外物與我們的官覺印象在一起的關系之下確有相關的變化。就是我們的官覺忽然起了變化，則我們必須可以說外物亦有變化”。“只在這個相關變化上外界的存在乃能顯示于我們心上。而這個相關變化不是質料而卻是方式。換言之，所與于我們的不是內容而是條理(即秩序)。”(同上，第48－49頁)這里張東蓀歪曲外物與感覺的關系，把外物的存在與變化都看成是純粹主觀的東西。他雖然承認外界也有其條理，但這條理并不以外物為憑依，因此這種條理也是沒有物質基礎的，顯然這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

張東蓀還極力攻擊唯物辯證法，否認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本質與核心。他說黑格爾“對于‘對待’，‘負面’，‘矛盾’三個名辭都總括在‘相反’一辭之下，而不設分別。其實照我們看來，三者完全不同。所謂對待是指有對偶的東西相待而存”。“所謂負面只是指除了這個東西本身以外其余的一切”。“所謂矛盾是兩個命題不能同時皆真而言”。“黑格爾與馬克思總是把對待與負面混而為一，使其最后都移于矛盾。他們的根本錯誤就在于此。”在張東蓀看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辯證法所說的矛盾。對待(對立)，負面(相反)和矛盾各有特定含義，絕對不可拉到一起，“混為一談”，所謂“矛盾”純屬人為制造的，這就從根本上否認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絕對性，走進了形而上學的泥坑。

在社會歷史觀方面，張東蓀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關系的基本原理。他認為政治、法律、道德、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是平等并列的關系，“猶耳目口鼻手足之在一人之身。”他說：唯物史觀“對于社會之相關性則改為經濟一元論，即對于函數關系則改為因果關系；改互相關系而為片面制定，即以經濟為因，以政治法律思想道德為果。止可由經濟而左右政治法律道德思想而不可由政治法律道德思想以影響于經濟”，這是對事實的一種“改竄”(《道德哲學》)。在他看來，經濟基礎不能決定上層建筑，二者不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而是互相影響關系，顯然這是一種歷史多元論的觀點。

張東蓀的主要哲學著作有：《認識論》、《道德哲學》、《科學與哲學》、《多元認識論重述》、《唯物辯證法之總檢討》、《動的邏輯是可能的嗎?》、《階級問題》、《我們為什么講社會主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