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名軻，字子輿，世稱孟子。鄒(今山東鄒縣)人。受業于子思的門人，史稱思孟學派。曾游齊、宋、滕、魏等國，一度做過齊宣王客卿，因主張不一致，辭去卿位，與弟子萬章著書立說。他的著作，現存《孟子》七篇，是由孟子與萬章等人編輯而成的，是研究孟子思想的基本材料。

孟子在哲學思想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天命”思想，認為“天命”是決定一切的，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萬章》上)他的這種“天命”思想不同于孔子的人格化的“天”，他賦予“天命”思想以道德屬性。在他看來，國君傳位給下一代君主，不是出于私人的意志，而是“天與之”。因為“天”不能言，所以是“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同上)。新的國君即位，百姓服從，政令推行，就證明“天”同意新國君的統治地位。在認識論上同“天命”論的世界觀一致的，是一個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提出“良知”“良能”的思想。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認為“仁心”、“善性”就是這種“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的表現，它們都是內心所固有的，是先天存在的。從這種先驗論的觀點出發，認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就是說，耳目的器官不能思考，所以為外物所蒙蔽，它與外物接觸，便被引向迷途。“心”這個器官是能思考的。經過思考，人才能得到自己內心固有的善性。強調“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但也重視教育對人的影響，認為“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滕文公》上)，教人注重存心養性，反求諸己。在人性論上，主張“性善論”。認為人性生來都是善的，具有仁、義、禮、智等天賦的道德意識。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認為這“四端”就象人生來都有四肢一樣，人人都是相同的。但有人不能成為善人，不能遵循統治階級的道德規范，并不是由于人性本質有什么區別，而是由于不去培養，擴充這些“善端”。他的“性善論”，是一種先天道德觀念論，是一種抽象的人性論。還宣揚“盡心，知性，知天”的思想，以“天命”論的世界觀，先驗主義的認識論，以及“性善論”的人性論為基礎，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其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認為擴充人心，認識本性，就能知天。關于“心”與“性”的關系，他以為“性”在于“心”，作為人之本性的仁義禮智“四端”都含于人之心中。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同上)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還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滕文公》上)這種觀點也反映了社會分工的理論。他認為社會上有兩種人，即“君子”和“野人”，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同上)在政治方面提出“仁政”的思想，主張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上)，指出殘暴之君是“獨夫”，可以殺掉，“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反對“率獸而食人”的暴君苛政，要求統治者重視人民，提倡任人唯賢，“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公孫丑》上)。主張“制民之產”，分田制祿，使民有“恒產”，恢復井田制度，“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不違農時”(《梁惠王》上)。重民是為使民，爭取民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同上)孟子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后來的影響僅次于孔子，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有“亞圣”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