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第一部新詩集，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本真正的新詩集，1921年8月出版，除《序詩》外，共五十三篇，分為三輯，其中絕大多數寫于1919和1920年間。它以詛咒黑暗、渴望光明、歌頌破壞和反抗、追求創造和自由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反映了“五四”時代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具有強烈的戰斗性和巨大的鼓舞力量。愛國主義是《女神》的基本思想。《女神》有許多詩篇直接抒發了愛國深情，《爐中煤》是抒發“眷念祖國情緒”的“戀歌”，《晨安》是對祖國的頌詞，《黃浦江口》表達了回到祖國的狂喜和陶醉，《上海印象》抒寫了幻滅的悲哀，《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抨擊了制造苦難的軍閥戰爭，歌頌了為“美的中國”的出現而奮力創造、英勇獻身的女神和英雄。《鳳凰涅槃》是代表篇章。長詩借鳳凰集香木自焚，又從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舊世界、舊中國的滅亡和新世界、新中國的誕生，歌頌鳳凰徹底批判否定舊世界與舊我，自覺地、主動地創造新世界和新我的堅決徹底的革命精神，而經過火的洗禮的新世界，則無限和諧和美好。這是詩人的也是中國人民的理想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歌頌反抗叛逆和個性解放精神是《女神》另一重要內容。詩中歌頌氣吞宇宙的天狗(《天狗》)，歌頌古今中外一切反抗叛逆的英雄偉人、革命者(《湘累》、《棠棣之花》、《勝利之死》、《匪徒頌》等)，突出了一個占據宇宙中心，成為宇宙主宰的抒情主人公“自我”的形象。它堅持自由意志，不受任何束縛，敢于向傳統和權威直接挑戰，反抗黑暗，勇于為祖國的新生而斗爭、獻身，這同樣也是五四時代精神的體現。詩中還歌頌了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和他所領導的革命斗爭(《匪徒頌》、《巨炮的教訓》)，表示了對俄羅斯的祝愿(《晨安》)和對勞動人民的崇敬(《地球，我的母親》、《西湖紀游》)，表現了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它賦予《女神》更深刻的時代社會的思想內容。《女神》中有許多抒寫自然的篇章，它以強烈的情感歌頌太陽，歌頌日出和日暮(《太陽禮贊》、《日出》、《日暮的婚筵》)，歌頌地球(《地球，我的母親!》)，歌頌海洋(《光海》、《浴海》)，歌頌山川、樹木(《晨安》、《梅花樹下醉歌》)。詩人描繪它的雄偉、壯觀和美麗，歌頌它“不斷毀壞，不斷創造，不斷努力”(《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常動不息的生命和力量。詩人和大自然合一，與“全宇宙的本體”融合，抒發了積極向上，富有理想和信心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這也是詩人愛國主義、渴望光明和自由的思想的反映。

詩作主觀色彩強烈，在各類題材(現實生活、自然景物、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中，都著力于表現詩人自己的主觀感受、理想和熱情，使之成為自我的化身，時代的號角，既有對黑暗現實的強烈不滿，又有對光明未來的熱烈追求以及突出的樂觀主義精神。表現手法上，作者在繼承中國古典詩歌優良傳統基礎上，吸收了外國自由詩的形式，擺脫了一切舊套，成功地創造了中國新詩的自由體式，想象豐富，比喻新奇，語言瑰麗，形象生動。這些藝術手段使《女神》獲得了熱情奔放、氣勢磅礴、豪邁雄深、高亢激昂的積極浪漫主義藝術風格。《女神》是五四運動在詩歌方面熱情而豪放的反映，開一代詩風，為我國現代新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