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重要著作。公孫龍著。《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舊唐書》：《公孫龍子》三卷。宋時《公孫龍子》已亡八篇，僅有六篇，流傳至今。注釋本有：宋謝希深的《公孫龍子注》、陳津的《公孫龍子注》、王琯的《公孫龍子懸解》、陳柱的《公孫龍子集解》等。

《公孫龍子》產生于戰國時期。這時奴隸制度已經崩潰，封建制度已經建立。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革，在思想戰線上也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新局面，各個學派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映在哲學上就發生了關于“名”與“實”之辯。這種“名”與“實”之辯，必然導致對名詞、概念的深入探討，形成了專門從事名辯的思想家和學派。《公孫龍子》正是這種名辯思想的產物。

《公孫龍子》共六篇，其中《指物論》、《通變論》、《名實論》、《白馬論》、《堅白論》等五篇，討論了哲學和邏輯問題，《跡府》篇是門人輯錄公孫龍的事跡。《公孫龍子》的內容是很豐富的。它提出的主要論題是“堅白相離”和“白馬非馬”。關于“堅白相離”的問題，認為“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指出石頭的“堅”和“白”兩個屬性是可以互相分離的。因為用眼睛看石頭，只能看見“白”，而不能看見“堅”，所以“堅”就不存在了；用手摸石頭，只能摸著“堅”，而不能摸著“白”，“白”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說，“堅”與“白”不能同時并存，兩者是分離的。還提出“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認為得其“白”而“堅”離，或者得其“堅”而“白”離，是由于“見與不見”。這是主觀主義感覺論的觀點。在強調“離堅白”的同時，還認為“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指出石頭的“白”或“堅”的屬性，具有一般、共性(“兼”)的特點，它們不是固定在某一具體事物之中，可以定于石，也可以定于其它的物，并不失其為“堅”或“白”的本性。“兼”即共性的“堅”、“白”是可以脫離具體之物而獨立存在的。這就顛倒了共性與個性、一般與個別的關系，陷入了唯心主義。還對“指”與“物”，即共性與個性、一般與個別的關系作了論述。說“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者，天下之所兼”。所謂“指”，即是一般、共性的“共名”。“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認為一切具體事物無不由“指”所構成的，而“指”卻不由“指”構成的，它是獨立存在的。“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意思是說，“指”就如同“堅”、“白”一樣，天下之物“無堅”、“無白”，也可以稱之為“天下無指”。認為有獨立存在的一般的“指”，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有“物指”，才有事物的具體屬性，也就是說，“指”定于物，“指”就變成了“物指”，也就產生了“物”的存在。但“指”與“物”是不同的，“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這種觀點，是把共性從個性中抽出來，使其成為脫離于個性而獨立存在的本體，同時又作為個性及其屬性的根源。這不僅顛倒了共性和個性的關系，而且也把共性和個性絕對地對立起來，取消了共性和個性的辯證統一關系。關于“白馬非馬”的問題，它提出“白馬”和“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即指形體而言，“白”指顏色而言。認為“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白馬”和“馬”不是一回事。這就把“馬”和“白馬”割裂開來，指出“馬”不能有“白”的屬性，有了“白”的屬性，就不是“馬”了。在“名”與“實”的關系上，主張“名”與“實”必須一致，說“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正其名也”。強調“正名實”，認為“名”“實”一致，反映了正確認識；“名”“實”不一致，反映了錯誤認識，這具有辯證法思想因素。

《公孫龍子》對于古代哲學和邏輯學的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它提出了概念之間的差別性，區別了一般與個別、共性與個性，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但又把概念絕對化，用絕對的“離”來看事物之間的聯系，又陷入了形而上學的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