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會觀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精華。他認為，對一個國家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還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所謂“易位”，就是由貴戚之卿予以撤換。這種觀念是奴隸主貴族內部民主制的遺留。在古希臘曾經存在過，在中國西周共和時期也實行過。戰國時期，君權大張，民賤君尊，不再有人提及。所以齊宣王一聽到孟子此番言論，惱怒得馬上變臉。孟子還認為，國君如果對待臣民不關心愛護，那么臣民對國君冷漠，甚至敵視，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把君臣關系看成在一定程度上的對等關系，沒有天生的服從義務和隸屬關系。他還認為，殘暴的國君不配稱之為君。當時有人認為，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以臣弒君。孟子反駁說：“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甚至把推翻殘暴的國君說成是“救民于水火之中”，“為匹夫匹婦復仇”的正義事業。這種理論與絕對尊君的孔子有所不同，昏君魯昭公破壞周禮，孔子明明知道，不敢承認，反而說他知禮。后世有的封建帝王對孟子很惱火。明代朱元璋稱帝后，曾下令把《孟子》關于重民的言論刪去八十余條，不準學生學習，不準用作科舉考試題目。還把孟子的牌位從孔廟里搬出去，斥責孟子不配配祀孔子。經人苦諫，才得恢復。

以民本思想為基礎，形成孟子的“仁政”理論。他反復告誡各國統治者，能否得天下或保天下，關鍵在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他再三勸說統治者，要“保民”“若保赤子”“使民以時”“無奪民時”“省刑罰”“薄稅斂”“取于民有制”。堅決譴責“虐民”“殘民”，和“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的貧富對立現象，反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不義之戰，認為戰爭的勝負取決于民心，“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主張在土地制度上進行改革，要使“民有恒產”，實行井田制。方里為井，每井九百畝，形成井字形，中間百畝為公田，其余八百畝分給八家為私田。八家共耕公田，收獲歸公，而私田收入則歸勞動者自己。在私田內，有五畝地可以蓋房子，樹之以桑，有雞犬之蓄，老者可以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有空還要進行文化道德教育。這是孟子理想的社會藍圖。井田制屬于勞役地租制，而不是奴隸制，因為奴隸不可能有個人財產。這種制度在古代可能存在過，商鞅變法以后，秦國已廢止，“開阡陌，廢井田”，為新的土地私有制和實物地租制所取代。孟子的這套主張，是改良，而不是革新，也不能說是復辟倒退。從漢代到清代，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鼓吹過，試驗過井田制，都失敗了。

孟子贊成社會分工。認為“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滕文公》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工，國家管理者和普通民眾的分工，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孟子與農家學派就此進行過一場激烈辯論。農家學派主張管理者與民并耕而食，一邊自謀生業一邊治理國家。這種現象在原始社會確實實行過，到奴隸社會早已破壞了，到封建社會根本不存在了。孟子勞心勞力分工的主張是符合歷史潮流的。至于說后來成為替剝削制度辯護的理論基礎，那不應由孟子負責。

孟子還堅持商品按質論價，批評農家學派只看數量計價，鞋子大小一樣就一個價，而不考慮質量和加工的粗細。孟子說，那樣一來人們都去制造劣質產品了。孟子的價格觀無疑是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