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與“四大奇書”
“四大名著”是由當前一些出版社提出的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指的是《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紅樓夢》四部小說。
“四大奇書”最早是明代文學家王世貞提出的。明朝“前七子”“后七子”里邊有個著名的文學家、文學批評家叫王世貞,是他提出了“四大奇書”這個名詞。但是他講的“四大奇書”,指的是《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并不是指那四部古代小說。
他這個提法出現(xiàn)以后,清朝初年的李漁——李笠翁,戲曲家、小說家、戲劇評論家,提出了不同意見,說王世貞的話有缺陷,既然叫奇書,應該是同一個種類、同一個類型的書,放在一起才能并稱,把歷史散文、哲學散文、小說、戲曲歸攏在一起,不妥當。他說,他贊成馮夢龍的提法。
馮夢龍是怎么說的呢?馮夢龍在王世貞之后也提出了“四大奇書”,他是針對明代小說而提的,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知道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這四部書都是小說。“四大奇書”指明代的四部長篇小說,是馮夢龍最早提出的。
今天來看,我國古代小說的代表作應是《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聊齋志異》,《金瓶梅》不應名列其中。
如果要從今天我們知道的明清兩代古典小說里邊選四部最有代表性、最偉大的作品,那么就得包括清朝,不能把清朝的小說排除在外,所以“四大奇書”應當和“四大名著”這個概念一致,也就是說,應該去掉《金瓶梅》,增加《紅樓夢》,叫“四大奇書”也好,叫“四大名著”也好,都代表了我們中國古代小說的最高成就。
有人說,為什么非要把《金瓶梅》排除在外?難道不可以說五大奇書、五大名著、六大奇書、六大名著嗎?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俗話說“物以稀為貴”,偉大的作品一定要少,多了就不偉大了,沒有那么多偉大的作品。這也代表我對《金瓶梅》這部書的一個看法,一個評價。老實說,最近學術界對《金瓶梅》這部小說評得太高了。《金瓶梅》沒有那么偉大,不能和那三部小說以及后來的《紅樓夢》《儒林外史》相提并論,不能捧那么高,甚至連《金瓶梅》是淫書這一點,學術界有些學者都不承認,千方百計地替它辯解。
我想,應該承認它是淫書。
《金瓶梅》在歷史上歷來被認為是淫書。例如,《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在寫《聊齋志異》的時候,基本上每篇故事之后,有一個他發(fā)的議論。這個議論叫“異史氏曰”。在一篇議論當中,他考證“太太”這個詞在歷史上是什么時候開始用的,他認為他所看到的書里,《金瓶梅》用“太太”兩個字是最早。舉的例子就是林太太,大家讀過《金瓶梅》都知道這個故事。他怎么說呢?蒲松齡并沒有說林太太這個人在《金瓶梅》出現(xiàn),他說林太太是《淫史》這本書里的人物。他把《金瓶梅》就叫做《淫史》,可見得在蒲松齡的心目當中——這也代表了當時一般讀書人的看法——《金瓶梅》是一部淫書。他沒說“淫書”,而說是“淫史”,這個“史”字,在當時蒲松齡他們這樣的文人中使用的習慣和方法來說,就相當于小說。蒲松齡在自己的詩文當中,就把自己寫的志怪小說叫做“鬼狐史”。所以“淫史”就是指淫穢的小說。蒲松齡連它的名字都不愿提起。
《金瓶梅》不但在中國是禁書,在外國也是禁書。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1924~1929年,老舍居住在英國,他不是一個人住,和一個英國漢學家克萊蒙特·埃杰頓(Clement Egerton)住在一起。兩個人為什么住一塊呢?那個英國人教老舍英語,老舍教那個英國人漢語。那個英國漢學家想翻譯《金瓶梅》,就由老舍給他逐句講解,然后他用英文把《金瓶梅》翻譯出來,一共花了五年時間,他終于把《金瓶梅》翻譯出來了。但是,翻譯出來了,禁止在英國出版,一直到幾十年以后才解禁,這部書的英文版才公開出版。在公開出版的時候,所有淫穢的文字全部用拉丁文代替,不能以英文出現(xiàn)。英文版《金瓶梅》扉頁上寫了譯者的一句話:此書獻給我的朋友C.C.Shu。C.C.Shu舒就是舒慶春,舒慶春就是老舍原來的名字。這是在英國。
第二個例子,在法國。1985年我訪問巴黎,和那邊學術界的朋友聊天的時候,才知道法國的《金瓶梅》也是禁書,一直到1984年——我去訪問的前一年——剛解禁。解禁的標志就是出版了法國漢學家雷維安(André Lévy)翻譯的《金瓶梅詞話》的全譯本。在此之前,別的國家是不是有呢?有,有德文的譯本,也有別的譯本,但是全部都是節(jié)譯本,也就是說,全譯本肯定是禁書,節(jié)譯本是可以出版的。
小說不是不可以描寫性愛。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要有節(jié)制,蜻蜓點水,適可而止。二是不能讓它游離于作品的主題之外,要和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保持著有機的聯(lián)系。
我們試著比較《金瓶梅》《水滸傳》《紅樓夢》。關于西門慶和潘金蓮偷情的描寫,《水滸傳》作者掌握的分寸比較恰當。而在《金瓶梅》中,關于西門慶和潘金蓮的幾段描寫,十分不堪,和當前我們正在“掃黃打非”中予以查禁的淫穢光盤有什么兩樣?再看《紅樓夢》,賈璉和鮑二家的那一段,是暴露賈璉的丑態(tài);尤三姐那一段,作者的描寫適可而止,目的是先抑后揚,給下文尤三姐企圖改過自新作鋪墊。《金瓶梅》完全不同,作者抱著欣賞的態(tài)度,津津有味地、連篇累牘地沉溺于那些骯臟的細節(jié)描寫,就像西方國家夜總會的色情表演一樣,是展覽,而不是暴露;是頌揚,而不是譴責,是把丑惡當成了美麗。
《金瓶梅》有突出的、嚴重的缺點,降低了它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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