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審美教育書簡》

1794年席勒寫給丹麥王子克利斯謙的信，1795年經過修改后發表。這些信是席勒美學思想最集中最系統的表現。過分夸大美和藝術的作用是浪漫主義時期的通病，始作俑者便是席勒。在這部著作中，席勒認為要想精神獲得解放，人格得以形成，不是依靠政治斗爭、經濟革命，而首先應該進行審美教育，這是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前提。席勒所以持有這樣的觀點，這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作家本人思想變化分不開。一方面，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受到了德國知識界的普遍歡迎，另一方面，他們看到雅各賓派的暴力專政，又被嚇倒了，席勒本人就是這樣。于是他們不再相信革命，而企圖通過改良的辦法獲取自由，極力推崇審美教育便是一種途徑。

席勒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認識是深刻的，在第六封信中他談到，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和大機器生產的強制性，破壞了人的生存的和諧，造成了“欣賞和勞動脫節，手段與目的脫節，努力與報酬脫節”，使人成為一種斷片，永遠束縛在一種機械生活的整體中，人的“自由智力”被捆得死死的， “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熟練的記憶還比天才和感受能起更好的指導作用。”實質就是人被異化了。拯治這種弊病的藥方是什么呢?他在第九封信中指出是美和藝術，在第十封信中說得更加明確： “我們的時代實際上是在兩條歧路上徬徨，一方面淪為粗野，另一方面淪為疲軟和乖戾。我們的時代應通過美從這雙重的混亂中恢復原狀。” “人們必定早已聽厭了這樣的斷言：發達的美感能夠移風易俗，對此好象無須再重新證明。”這種結論顯然是不確切的，審美教育雖然可以陶冶人們的靈魂，但畢竟受經濟基礎制約，把它奉為萬能，實際是顛倒了本末的關系。

席勒不僅從社會原因方面去論述審美教育的重要，而且還從保持主體人性的統一方面去論述文化修養的作用。他認為人里面包含兩個對立的因素，一個是持久不變的“人身”，一個是經常改變的“情境”。兩種因素在“絕對存在”中是統一的，在有限存在中則是分裂的。抽象的人身就是主體，包括理性和形式;抽象的“情境”就是對象。這兩個抽象對立面只有相互依存，才能成為完整的統一體。而完成這個統一任務的，主要是文化教養，人的感性和理性都要靠文化教養而得到充分的發展，從而達到統一。

由于這兩種因素的結合與統一，形成了一種新的沖動，就是游戲沖動。席勒把美和藝術與游戲沖動聯系起來，他認為藝術便產生于這種精力過剩的游戲沖動中。在第二十七封信中說： “……人并不滿足于自然的需要，他要求有所剩余。起初，只不過是物質的剩余，保證他的享受可以超過眼前的必需;但隨后是一種附加于物質的剩余，一種審美的補充，從而滿足他對于形式的欲望，把享受擴展到必需的范圍以外去。”這顯然脫胎于康德的“游戲說”，但他關于剩余精力概念的使用，又是對康德學說的發展。后來經過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的發揮，形成了“席勒——斯賓塞游戲說”。 “游戲”在席勒的術語中，與“自由活動”同義，而與強迫相對立。 “形式”是指藝術整體，而不單是與內容相對的物質形式。游戲沖動的對象是美，美便是活的形象，這種形象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感性與理性的統一，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就是說形象本身就是生命。活的形象的形成是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經歷了這個過程，人便從感性的人變成審美的人，即由一個被支配的人變成一個自由的人，這中間的橋梁就是審美狀態，所以第二十三封信中說： “如果要把感性的人變成理性的人，唯一的路徑是先使他成為審美的人。”這又是在強調審美教育在人的完善過程中的作用。

《審美教育書簡》反映了當時德國知識界的一種普遍心理狀態，他們不滿意現實，又想到藝術的避難所中去安身立命。恩格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席勒的逃避， “歸根到底不過是用夸張的鄙陋來代替平凡的鄙陋。”但《審美教育書簡》在西方美學史上畢竟起過重要的作用，它是從康德主觀唯心主義轉到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