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黃宗羲

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浙江余姚人。其父黃尊素是東林黨的重要成員，黃宗羲本人也積極參加過反閹黨的斗爭。明亡不仕，專門從事講學和著述。著作有《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 《宋元學案》、《南雷文定》、 《南雷文案》等數十種。

黃宗羲的文藝思想和審美意識有深刻的時代烙印。他反復強調“詩以道性情”， “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這種“至情”是“天地之元氣”。他認為每到了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便鼓蕩而出。 “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這樣就產生了最好的文章。所以，他認為“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

黃宗羲以對立面斗爭的思想來概括文藝發展史的特點，對傳統的儒家詩教是一種突破。黃宗羲從這種文學見解出發，給予民族志士(如宋末文天祥、明末張蒼水等)的詩作以高度的評價，贊揚他們的詩是“詩史”。應當指出，黃宗羲所強調的“情”，實際上是指忠臣義士的“孤憤”，而不是那種“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 “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的“干啼濕哭”。在他看來，這是“俄頃消亡”的情，不是真情。

黃宗羲由于強調“情”的作用，因而他特別重視作家個人的品質，認為“人非流俗之人，而后其文非流俗之文”。這“非流俗之人”就是“事功節義”的君子。黃宗羲把“情”分為“一時之性情”與“萬古之性情”。他說： “夫吳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群、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茍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為性情。”這種把歷史的、具體的性情永恒化的見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表明黃宗羲的審美意識并未能超出儒家詩教的范圍。但黃宗羲在這一問題上又往往是自我矛盾。他曾竭力反對明代“詩必盛唐”的擬古主義，指出“古今志士學人之心思愿力，千變萬化，各有至處，不必出于一途”， “夫以己之性情，顧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為殉物之具，寧復有詩乎!”既然詩人不必“求之于古”，使自己的耳目口鼻成為“殉物之具”，那么又何必“以孔子之性情為性情”?由于黃宗羲不可能完全擺脫儒家傳統詩教的束縛，因而他極端輕蔑新興的民間戲曲、小說，主張將“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