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太陽社

1927年11月由蔣光慈、錢杏邨、孟超等在上海創辦的革命文學團體。他們創辦春野書店作為發行機構，出版《太陽月刊》及叢書。它是在共產黨的領導和支持下成立的，基本成員都是共產黨員。因此，這是以無產階級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原則作保證來推動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個新型的文學社團。

其文學主張有：一、在文藝和時代的關系上，他們明確地指出：“文藝應該站在時代的前頭，至少也跟在時代的尾后前進?！币虼?，他們從當時尖銳的階級斗爭現實出發，明確地認為現代文學落后于當時的社會生活。太陽社的文藝批評家錢杏邨正是按照這個主張，總結“五四”新文學運動及其創作的。一方面，他指出了這些作家作品的社會意義;另一方面，他又反復指出這些作家作品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生活。由此，對蔣光慈、郭沫若的評論，顯然有所抬高，而對魯迅的業績則予以貶低。其對文藝隊伍的估計，和蘇聯的“拉普”十分相似。

二、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蔣光慈認為：革命文學是“以被壓迫群眾做出發點的文學”; “是具有反抗一切舊勢力的精神”的文學; “是反對個人主義的文學”;是指導人“認識現代生活”， “指示一條改造社會的新途徑”的文學。其為創造革命文學而發出的吶喊，其拓荒者的戰斗精神，是應該受到稱贊和肯定的。但對文學的作用，顯然估計過高。

三、在世界觀和創作的關系問題上，他們雖然認為革命文學的創造者應該就是革命時代的創造者，但又認為“五四”以來產生的“舊作家”，是很難創造出革命文學的，只有“從革命浪潮里涌出來的新作家”“才真正能表現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捉住時代的心靈”。 這就表明，革命文學只有靠他們才能創造出來的。這種絕對化的觀點，顯然是“左”的觀點，因此，當時引起了一些作家的非議和責難。

四、在強調文藝為革命斗爭服務時，忽視了文藝本身的特點，存在重功利、輕藝術的傾向。在創作題材上，片面強調工農斗爭生活，但又對現實斗爭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勢必導致題材狹隘， 思想淺露，藝術粗糙。

總之，他們的主張是正確和錯誤雜陳的。但是，其歷史的功勛是不可抹煞的。1930年， “左聯”成立，該社自動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