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姚鼐

字姬傳，桐城人。官至刑部郎中，曾參與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引退后，從事講學和學術研究，著有《惜抱軒文集》、 《惜抱軒詩集》，選編《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

姚鼐是劉大櫆的授業弟子，他繼方苞、劉大櫆之后，發展了桐城派的義法論。不論在文藝美學理論還是在創作上，姚鼐都是桐城派作家的佼佼者。他在義法論的基礎上，第一個提出“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合一的古文理論，他認為，這是唯一的治學之道，也是寫作和論文的綱領。在論及三者的關系時，姚鼐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于用之，則或至于相害。”意思說，三者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三者盡收才美，三者兼收之才善，他是把三者作為一個論題整體提出來的。在三者之中，義理始終是根本，這是自方苞以來，對文藝社會功利目的的一種強調。

在散文美學理論方面， 他雖然繼承了方苞、劉大櫆關于“法”的提倡，關于音節證入的主張，但作了很大的發展。他在《古文辭類纂》序言中，對各種文體提出了八點要求：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 曰： 神、 理、 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這里姚鼐把文章內容與形式的關系論述得更為細致了，他把屬于思想內容的神、理、氣、味與屬于語言形式的格、律、聲、色統一起來，建立了比較完整的藝術理論體系。姚鼐的這一理論，不象方苞那樣只限于散文，他認為各種文藝樣式，盡管“取徑不一”，然而其規律和特點是一致的，即所謂“詩之與文，固是一理”。這種見解顯然高于他的師輩們。

姚鼐在文藝美學上最有真知灼見，而且影響最大的是他關于對文藝風格陽剛、陰柔的論述。風格是作家藝術審美特征的一個重要標志，他把各種風格總括為兩類，即陽剛、陰柔之美。他認為陽剛和陰柔是對立統一的整體，無陽剛，即無陰柔;反之無陰柔，也無陽剛。二者是相對立而存在，相比較而共生。另一方面，在作家進行審美創造時，又不能“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柔相濟，才能達到美的境界。他說： “剛者至于憤強而拂戾，柔者至于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于文者矣。”就是說，剛柔雖然不能對等，但必須相輔相成，有剛無柔，或有柔無剛，都不會產生真正的藝術美。他認為作品的風格來自天賦的才情、氣質，由于所稟資質的不同，風格也不同。這種見解是深刻的，但忽視了影響風格的社會原因。姚鼐把主體創作風格提高到審美的高度來認識，這不能不說是對古代文藝美學的重大貢獻。

桐城派的理論至姚鼐始形成一個比較完備的系統，此后的一些作家在藝術理論方面較少有新的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