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今天》創刊15周年

《今天》編輯部主任、旅美作家王渝上周從紐約打來電話，約我為《今天》創刊15周年寫篇短文，隨便談點什么。《今天》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一代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影響是公認的，就我個人而言，盡管我遲至1992年夏天才開始向《今天》投稿，但自15年前《今天》創刊之初起我就從未停止閱讀《今天》。現在看來，我對早期《今天》的閱讀作為一種歷史行為是相當單純的，我當時基本上是把《今天》當作啟示錄、寫作范本來閱讀的。經驗證明，歷史發展的某些特定時刻往往需要某種新的話語方式（如果不是某種事件的話）來使某一年齡階段的人確信自己的不滿是至關重要的，并進而表明某種事后被證明是意義重大的、開拓性質的決裂。早期《今天》為我們這一代人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話語方式。那時的《今天》作者們經歷了自身感情與某種理想色彩相當濃厚的人文傾向的結合，其作品（主要是詩歌）是激進、興奮、激動人心的，深具感召力量。我個人認為，食指、北島、芒克、江河、楊煉、多多等早期《今天》詩人在當時扮演了帶來啟示、帶來異端思想和帶來懷疑精神的青年宗師這樣一種歷史角色，盡管他們在本質上是詩人而不是哲人，盡管他們除了作為先驅性詩人所處理的主題別無其他主題——但當時他們的主題在思想感情和操作技術兩方面都代表了我們共同的話語命運，因而獲得了現實感和豐富性。早期《今天》詩人之間的差異是以后才在詩學理論和不同的寫作方向這兩個層面上變得引人注目的，《今天》創刊之初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作者們的一致性——我指的是他們對寫作和閱讀的公認方式的偏離、反對、顛覆，這恐怕是早期《今天》的活力的主要來源。

不少人已經注意到在本土出版的早期《今天》與在海外出版的近期《今天》的不同之處，有人對此持批評態度。這個問題有其復雜的一面。我傾向于認為《今天》整體風格的變化是明智的，因為這一變化不過是從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去看待漢語寫作的進程，并且印證近年來發生在中國知識階層的種種深刻變化而已。很難想象按照15年前的原貌來編輯出版《今天》會是什么樣子：懷舊嗎？染上濃厚的意識形態鄉愁嗎？堅持青春期寫作的浪漫立場嗎？我想，《今天》難以回到過去有兩個基本的原因。其一是外部的，早期《今天》的真實感、崇高性及號召力所賴以產生的真實世界與文學語言之間的類比關系正在消失。其二是《今天》自身的原因，早期《今天》首先是一個先鋒文學團體，其次才是一份雜志：一份非正式出版的（這在當時為其增添了傳奇色彩和挑戰性）同人性質的雜志；而現在的《今天》則主要是一份雜志，一份自身的風格特征和同人傾向既得以保留又受到削弱的、持肯定差異性的開放態度的、置于個人語境與公眾語境的雙重語言背景之中的廣義的文學雜志。這也許不無遺憾，但無論是對于早期的還是新的《今天》作者，也無論是對于寬容的還是挑剔的讀者、批評家，為《今天》的變化所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一切有待于時間的證明。

在一個連作家、詩人，以及知識界的專家們都只想通過定期出版的雜志來把握事態本質的時代，一份像《今天》這樣的純文學雜志是如何處理諸如時間深度、異質聲音、地域特征等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公正地、負責地辦好一份雜志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一份夠格的文學雜志在本質上只能是話語差別的表演，它由兩個隱秘的過濾階段構成：首先它是排除事件、現象、財政狀況、人際關系等外在因素的影響之后的一個編輯過程、技術操作過程；其次，它進而還應該是排除了編輯和操作過程之后所剩下來的孤零零的差別——它們是原質的，通常是不透明的、不可讀的。但實際情況是，上述兩個過程不大可能被排除。幾乎所有在當代讀書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文雜志，其品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兩個過程決定的。《今天》也不例外。早期傳奇色彩逐漸消失后，《今天》的聲望和影響力主要是建立在編輯素質與寫作界、知識界的良性聯系上的。至于《今天》的編者能否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建立起保羅·德曼曾經說過的“可怕的對稱”，能否使編輯運作過程成為對寫作和閱讀的既吸取又抵制的重疊過程，這恐怕不僅僅是個技術性的策略問題。假如抵制本身被證明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的、深思熟慮的，作為《今天》的作者和讀者，我所關心的是這種行為能否將《今天》納入這樣一種歷史情境：寫作處于文學性、精神性、微觀政治領域等多種觀照之中，處于指涉物和意義衍生被置換的癥候之中，從而賦予話語的歷史成長以擺脫指涉限制（權力的或是出于功利和偽事件考慮的種種指涉限制）的可貴自由，并使話語的運用不再為二元對立的簡單化的價值判斷標準所支配。換句話說，一份純文學雜志在編輯的具體過程中確立起來的視野和活力，較其明確表達的趣味和見解更為重要。

據此，我想對以后的《今天》提幾點具體的僅供參考的建議。《今天》在1993年第3期推出的“當代漢語詩”創作和評論專輯，以及此前推出的“小說專輯”、“當代華語電影現象專輯”，都是積極的、有魄力的。我個人認為這種出專輯的編輯構想是相當有效的，可以集中討論某些問題，并在較為開闊的視野集中展示某一文學體裁的創作實績。我的建議是今后在推出此類專輯時可考慮確定一個相對具體的注意點，目的在于賦予專輯本身以潛在的整體思路、討論的聚焦點、可能的深度。例如剛才提到的“當代詩專輯”，其編后語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坦然、寬容、敏感但又保持清醒判斷力的編輯風度，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涉及當代詩寫作中的“精神性”、“后現代主義傾向”等相當重要的問題，編者并對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如果該專輯能夠圍繞上述問題展示不同傾向的作品、發表觀點相異的討論文章，恐怕效果會更為集中、更切近現實。另外，在形式方面，也可再活潑些，綜述、對話、座談紀要、隨筆、書信往來皆可刊登，只要是有助于將注意力引向幽邃之處。我的第二個建議是針對《今天》理論部分的（包括詩評）。《今天》的評論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這是有目共睹的。我只是建議今后的評論編輯工作能否兼顧微觀研究領域，重視具體文本的分析和批評。提這個建議一方面是考慮到批評界的批評行為越來越遠離當前的寫作，遠離具體文本，而僅僅面對自相指涉的理論進程這一普遍趨勢，另一方面是考慮到《今天》目前的歷史處境。《今天》改為海外出版后，面臨與本土出版的早期《今天》大不相同的母語語境。這肯定會帶來新的挑戰，因為《今天》是同時向海外和本土這兩個不同語言格局敞開的。微觀批評所關切的文學性問題說到底是個語言問題，“詞的流亡”也首先是一個語言命運問題。對身居海外的作家、詩人、批評家來說，“詞的流亡”也許只是針對母語變形這一更為復雜的歷史變化過程提出的一個見證，而母語變形問題對于本土和港臺文學界同樣存在，作為某種深刻的沖突它主要是在官方語言、民間語言、行業語言、方言及外來語等多種語境的對比中發生的集體現象。但是，我仍然想強調，應該將對混雜在集體母語變形中的個人聲音的傾聽視為有價值的批評行為，因為我們可以從中分辨出兩種基本的取向：一方面它意味著某種內心掙扎，某種保存鄉音、保存過去的感情上的要求，意味著社會的和歷史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它意味著激進文學傾向所要求的非人格化的一以貫之，標志著母語國際化的一個過渡階段。而上述兩種取向，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保守的或革命的聲音、理論的或經驗的聲音、權力的或個人的聲音，其歷史分野并不明確，這正是挑戰之所在。此外，我建議重視微觀批評還有一層用意，即確立一個較為落實的話語分析出發點，使批評切合實際、言之及物，避免成為行話性質的描述。我的第三個建議是，希望《今天》能在更為廣闊的文學領域中發揮多方面的作用，尤其應該在出版文學作品及評論著作方面做些真正有眼光、有魄力的事情，還應該與關心中國文學現狀和前景的學術機構共同開展某些活動——如學術討論會之類。當然，這些都需要錢。現在整個世界都在談論中國有可能出現的經濟奇跡，并對與此相關的政治局面備加關注。而漢語文學的狀況如何則始終只是少數人的事。幾年前，一位西方學者在談到經濟成長時期的某些日本人時說了這樣一句尖刻的話：“他們窮得只有錢。”如果我們不愿看到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未來中國人身上，我們就不應該放棄文學的事業，盡管這一事業將會面臨多方面的壓力：政治的，經濟的，流行文化的。

無論如何，我祝愿《今天》能有一個明亮開闊的未來。

199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