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詩歌

一、圣經時期

希伯來文學有著豐富而深遠的詩歌氣質。不僅在《德博拉之歌》和《摩西之歌》等早期圣經篇章中，對戰爭勝利的慶賀是以詩歌的形式表現的，而且勞動和舞蹈，這些人類活動的原始形式，也伴以有節奏的詩歌(《舊約全書》《民數紀》21章第17—18節，《出埃及記》第15章第21節)。希伯來文學歷經三千多年，毫無衰退跡象，其詩歌的豐碩成就得到了充分的顯示。希伯來詩歌的的倫理觀念對西方文化的人性化進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因為這種倫理觀念是用詩的語言表現的，所以它能夠產生持久的影響。

希伯來人最古老的典籍中有些肯定是純粹的詩歌，《圣經》中的《雅煞珥書》(《約書亞記》第10章12—13節，《撒母耳記下》第一章第8—27節，可能還有《列王紀上》第8章第12—13節)以及引自《主的戰書》的詩句，都可資佐證。圣經不是一本普通的書，而是一本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文學雜集。從形式上看，它在很大程度上堪稱是一本詩集。從內容上講，它是由三部分組成的一部古代民族的史書：首先是摩西五經(即《舊約全書》前五卷)，是關于這個民族開端的一部偉大的史詩。第二部分“前圣先知”，則把內部斗爭和外部斗爭的重大時刻所發生的事件加以戲劇化。《舊約全書》的第三部分是圣經傳記，它從靈感的角度講，是富有抒情性和哲理性的。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重復了這一民族的故事，并把它一直繼續到巴比倫人活動時期之后。但是，即使在摩西五經、《約書亞記》、《士師紀》、《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以及《尼希米記》等經卷中，用散文記載的重大史實里，都有著詩歌的節奏。《以斯帖記》和《路得記》，是現代文學中短篇小說的先驅，其中抑揚頓挫的句子很像詩歌。古典學者和閃米特語的學者喜歡把希臘和希伯來詩歌的相關優點加以比較。而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地中海東部的史詩傳統，估計要早于希臘人和希伯來人的最早歷史，正是這一傳統給荷馬史詩和圣經提供了豐富營養。在希伯來詩歌中，沒有希臘音律那樣豐富的音樂變化。圣經作者，盡管他們富有智慧，并付出了大量的勞動，但卻未能在圣經中建起揚抑抑格的六音步(希臘史詩的主要音律格式)或抑揚格五音步(希臘悲劇的主要音律格式)。為了找到一個并不存在的音律格式，知識淵博的學者，曾不厭其煩地對圣經進行校勘，希伯來詩歌中，僅有初級的音律。

音步，是西方詩歌的基本要素，而埃及人，迦南人和希伯來人，在他們的詩歌中卻講究單元的對稱性，而不是音步對稱性。雖然中世紀猶太人的圣經注釋者，已經注意到這種對稱性，但只是到了200多年前，才由著名學者、英國國教的主教羅伯特·洛思，給它另起了個科學的名稱——排比句(par-allelismus membrorum)。排比基本上有三種：同一式、對偶式和補充式。圣經《詩篇》第102篇第6詩行，就是同一式排比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好像曠原上的一只鵜鶘，

我好像荒場上的一只貓頭鷹。

在這里，詩人寂寞凄涼的絕望情緒，通過鵜鶘的孤獨，象征地表達出來，并由荒場上的另一個外來動物貓頭鷹加以強調突出。概念與形象的對稱，通過重復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在希伯來原文中，是通過每個單元或詩行中的三個詞，而達到這種完美對稱的。在這兩行美麗詩句原文中出現的行中韻，則是很偶然的。直到猶太人教堂禮拜儀式發展的初期，希伯來詩歌才有了韻。

最好的對偶式排比例子，是圣經《傳道書》第3章第4節中的一首精辟的警句詩：

哭泣有時

歡笑有時。

這首警句詩，是以兩種普通感情的永恒對比為基礎的，它是2500年來，詩歌愛好者極其贊賞的一系列對比詩句之一。在希伯來原文中，每個單元(詩行)僅有兩個詞，就足夠表達思想了。

圣經《箴言》第19章第21節中，有補充式排比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人心多有計謀，

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

這些例子表明：希伯來詩人在形式和內容上竭力追求對稱的完美。在圣經舊約的《詩篇》《箴言》《約伯書》《雅歌》《耶利米哀歌》《傳道書》中，甚至在舊約的其他某些散文體片段中，希伯來作者都達到了這種對稱的完美。然而，對詩歌產生最強有力影響的還是希伯來預言家。他們通過情感產生的強有力影響，而避免了格調上的千篇一律，而這種千篇一律是使用這種樸素詩歌形式時，一直存在的一種危險。他們寫出或吟出富有靈感的詩歌，這些半預言性和半意識的詩歌，都包含著永恒的洞悉和智慧。

到本世紀初，為全世界的圣經批評定下調子的德國圣經批評家，喜歡把圣經詩歌的全部獨創性歷數備至。由于從以前屬于阿拉伯人、埃及人、蘇美爾人、阿卡得人、敘利亞人和赫梯人的領土上獲得的重要考古和碑文方面的發現，為圣經批評界提供了大量的證據，學者們發現了許多與圣經詩歌具有相似之處的材料。這些材料可以看作是創作美妙詩歌的素材。在北敘利亞的拉斯·謝姆拉(即古代的烏加里特)所進行的考古發現，無可爭議地證實了希伯來詩歌的悠久歷史和圣經經文的無比準確性。C·F·A·謝弗在那里發掘出數百件公元前14世紀的泥制書板和刻有楔形字母的泥制書板碎片。美國考古學界權威廉·福克斯韋爾·奧爾布賴特堅持認為：“烏加里特文學的光輝現在映照在所有各個時期的希伯來圣經詩歌上，它不僅使得希伯來圣經文學能夠以驚人的準確性傳播，而且在結構上，也證實了其相應的古代風格。”在這些希伯來圣經詩歌中多有祈禱文，儀式，法律和神話。在有些泥制書板及碎片上的詩歌中，主人公和情節很像《圣經》中大家十分熟悉的那些章節中所載的人物和故事：烏加里特神話中至高無上的神埃爾，就是圣經中稱為上帝的名字;阿希拉特，是上帝的配偶，就是眾所周知的阿斯塔特;巴爾是掌管下雨和生育的神，處女阿那斯是掌管戰爭的女神;這些都是圣經中提到過的。雅姆是掌管海洋的神，摩特是掌管死亡的神，這些神在希伯來文的圣經中，都已失去了神的性格，僅只用來分別表示“海洋”和“死亡”。盡管許多來自迦南人的詞語，以及意象和諺語進入以色列的古代文學中，圣經中的語言已經達到了精練的程度。到大約公元前586年，迦勒底人征服猶太人的時候，希伯來人在詩歌領域中，已達到了歷史上任何時期的詩歌都不可比擬的極高境界。希伯來詩歌對鄰近各種文化知識的吸收和消化，不管是過去和現在，都一直是希伯來人獨有的特性。

希伯來詩歌和預言有著密切的聯系，這是東方或西方各個民族都無法與之相比的。盡管希伯來詩歌與東方古代詩歌之間，表面上有著許多極其相似之處，但這只是一種獨特的現象。據中世紀一位偉大的哲人邁蒙尼德斯講：“那是人類能夠達到的最完美的境地”。一位敏銳的批評家西格蒙德·莫溫克爾，曾對預言作出這樣的評論：“預言家充滿了神奇的力量，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世世代代的學者，猶太先哲以及教會神父、哲學家和詩人，都試圖用他們的直覺與推理能力，來解出預言這個斯芬克斯之謎，但是傾其知識和精神上的全部力量，終不能理解。充其量只能用主觀上的詞語對這種預言進行一番描述和評價罷了。強烈的感受和強烈的表達，是希伯來詩歌重要的特征。像莎士比亞和歌德那樣的詩人筆下的偉大詩歌，也可以具有這樣的特征。使預言家成為獨特詩人的是一種信仰。他們堅信自己的言詞是受到一位無所不見、無所不知的超越人類智慧的神力的啟迪，這神力就是上帝。從這個觀點來看，預言家就是有信仰的詩人。所謂“預言家”這個詞，在希臘語里和其他西方語言里，是指“能預先告知未發生事情的人”。在希伯來語中，與此詞意義相當的是nabi，“受到感召者”。但是，不管預言家的這種神奇力量的本質是什么，或其心醉神迷的感受又是什么，即使它是一種精神張力超常或演化的形式，他們的言詞在時間上的無限性，以及他們所傳遞的信息的普遍性，已為他們的贊賞者及毀損者所關注。然而，他們絕沒有忽視以色列，他們希望以色列能夠使其純粹的道德上的力量高踞于所有鄰族之上。在這些詩歌中，沙文主義和普濟主義糾纏在一起。

預言家也曾是詩歌中理想化的夢幻世界的建筑師。他們還為托馬斯·莫爾爵士和塞繆爾·勃特勒，塞巴斯蒂安·默西埃和雷蒂夫·德·拉·布勒東，貝拉米和奧威爾等文學大師樹立了榜樣和范例。他們并沒有用“烏托邦”這個詞，而是用“世界末日”這一說法。“烏托邦”這個詞，在希臘語里的意思是“不知道的地方”。托馬斯·莫爾把這個詞選作他的書名。然而人們應該記住的是，古代以色列也像它的近鄰伊斯蘭教國家和它的遠鄰古希臘一樣，在其發展初期有過一段“黃金時代”。大多數以色列預言家都曾親身經歷過他們祖國危亡的歷史緊急關頭，其中的耶利米和以西結，曾生活在耶路撒冷被毀和猶太國覆滅期間。他們中僅有少數幾位有幸目睹了祖國的劫后重生。這些預言家以他們的雄辯口才，放肆抨擊其他文化，把猶太人推崇為上帝的寵兒。他們的這種思想，長期以來都遭到人們的抨擊，也遭到當代猶太教改革與復興運動的拒絕。這些預言家提倡對人類的責任感與為人類服務的思想。盡管他們的預言作品種類繁多，但是這種“對人類負責，為人類服務”的思想，卻貫穿各家說法之中。這些預言家又是詩人，他們運用詩歌的各種意象和想象，來表達他們簡樸精煉的思想，而對猶太民族以至全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他們以其所塑造的形象，形成了一個民族——這也許可以說是世界史上惟一的一個借詩歌神奇力量，改造一個民族形象的例子。

正像各種預言書一樣，收集了150首贊美詩的《詩篇》是一個獨特的選集。像薩福或阿基羅庫斯那樣的抒情詩，是不能與它們相比的。在奧爾甫斯贊美詩中和巴比倫頌詩中，有些確實達到了《詩篇》所具靈感的高度。但是圣經的《詩篇》里，那些向上帝虔誠祈禱的詞句，確是無雙的。在這里，自然或人類不再作為宇宙中的獨立因素而存在;他們是一種超驗力量的表現。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并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什么，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顧他?

(《詩篇》第8章第4—5節)

《詩篇》的另一特征，就是個人和民族之間的界限經常是模糊不清的。《詩篇》中的“我”，經常是指某個個人，或指一個群體，或兩者兼指。本世紀幾位最偉大的《詩篇》評論家赫爾曼·貢克爾和西格蒙德·莫溫克爾認為：這種奇怪現象的原因，是《詩篇》中那些贊美詩，主要都是崇拜詩或禮拜儀式詩，這些詩和古代耶路撒冷猶太教圣殿里所進行的禮拜活動有關。

如果說《詩篇》是對神吟詠的贊美抒情詩，那么《雅歌》就是對人吟詠的愛情抒情詩。《耶利米哀歌》就是呈獻給被蹂躪的耶路撒冷城的一組哀歌體抒情詩。《雅歌》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影響是很大的。歐洲的愛情抒情詩，很少有這種表達上的樸素和直接。猶太教教士阿基巴，把這種抒情詩解釋為一種代表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間愛情的諷喻，并且宣稱：“圣經中所有名篇都是神圣的，而《雅歌》則是這些神圣篇章中最為神圣的篇章。”

進入更加成熟的時代以后，希伯來人追求富于哲理的表達形式，他們寫的也正是詩歌。圣經中《約伯記》和《傳道書》的作者，首先是詩人，其次才是哲學家。雖然前者強調的是要忍受苦難，而后者則揭露人類的種種浮華虛榮，但二者都屬于悲觀主義的詩人。M·J·達胡德神父在他近期的一篇研究論文中指出：不管《傳道書》的作者是腓尼基人使用腓尼基語寫成這卷經文，還是像當代卓越的圣經學者H·L·金斯伯格所認為是用阿拉姆語寫成這卷書的，我們應該對現存的希伯來文本《傳道書》心滿意足了。這個文本盡管偶爾也有訛誤，但畢竟是古代文學偉大的經典著作之一。但是，注釋中的許多困難使海因里希·海涅把這本書描述成“懷疑主義的典型”。弗朗茨·德利奇，一位著名的德國學者，把《傳道書》看作是“虔誠的典型”。

像《傳道書》的作者一樣，《約伯記》的作者可能也是一個外國人或是借用外國人(很可能是以東人)的故事。但是作者把故事變成他對各個時代的生動質疑：為什么惡人反倒成功?為什么好人反而失敗?他是否有意提供一個答案仍然值得懷疑。最后一段，即上帝和約伯之間的對話是這種的挫折的高潮。人類對上天的種種不可理解的做法，既無法非難，也不能改變：

要發出你滿溢的怒氣，

見一切驕傲的人，使他降卑;

見一切驕傲的人，將他制伏。

把惡人踐踏在本處，

將他們一同隱藏在塵土中，

把他們的臉蒙蔽在隱密處;

我就認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我知道你萬事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攔阻。

……

因此我厭惡自己，

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約伯記》第40章第11—14節;第42章第2、6節)

二、后圣經時期

后圣經時期，在希伯來詩歌中是一個中間時期。大致從公元前2世紀的《圣經》最末版出版，到公元6世紀或7世紀。繼《圣經》之后發展起來的希伯來文學，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對《圣經》進行的廣泛評論——是對那部無出其右的經典著作以詩歌、說教、神秘、或哲理等形式進行的解釋。通過把《圣經》翻譯成拉丁文(譯于公元4世紀)，使《圣經》對基督教中世紀時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并通過《圣經》的本國語譯本，對文藝復興及文藝復興以后時期的各國文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原文版本的《圣經》，從未停止過對博學的、知識豐富的西方杰出人物的激勵鼓舞。它塑造了《圣經》創作者的品質和命運。

《圣經》后期文學，是由“圣賢智慧”這類主題所支配的。這類主題從給塵世間人們立身行事提供賢達告誡的樸素諺語，到為人們提供宗教的及道德方面完美的詳盡論著。崇尚智慧原是《圣經》中的《約伯記》《傳道書》《箴言》甚至《詩篇》的特色。在后圣經時期文學中，這種對智慧的尊崇達到了神化的程度。枯燥的知識性教育詩歌，基本取代了抒情詩歌。這類書緊隨《圣經》之后出版最終變成《次經》和《偽經》等經外書的正典。這些書只作教誨而無激勵的作用。一個大家喜歡的主題是善與惡，一個最受歡迎的主旨是神義論：上帝是正確的。《傳道書》或《本·西拉的智慧》，以及《所羅門的智慧》和《所羅門的詩篇》，都屬于這一類。這些作品包含了大量的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智慧的結晶。

以“死海書稿”聞名的手抄本，從哲學和語義學的觀點來看，給希伯來詩歌增加了許多饒有興味的內容。這種像感恩節的贊美詩一樣對《詩篇》蒼白無力的模仿，從文學的觀點來看，幾乎沒有什么價值。然而，必須記住，對“死海書稿”的充分評價，仍有待于這些書稿的內容及涵義被全部解開，并公開出版之時。在后圣經時期初始，詩歌還是抄襲《圣經》的一些典范作品，甚至這些詩歌的神秘和啟示的形式都可以在《圣經》的《但以理書》中找到其來源。但是猶太人的語言希伯來語漸漸讓位給阿拉姆語。在希臘化時期，一些猶太文化的重要中心，在巴勒斯坦以外也發展起來了。在講希臘語的猶太人居住的亞歷山大，菲洛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根據哈里·奧斯特里·沃爾夫森教授的研究成果，正是這種哲學確定了此后1500年的哲學發展進程。亞歷山大名不見經傳的伊齊基爾，依照古典希臘悲劇的形式寫了他的劇本《出埃及記》。巴勒斯坦本土各種類型的城市都完全希臘化了。當猶太人擴散到地中海所有國家，接著又深入到歐洲腹地的時候，他們使用許多語言來發展他們的文學，并為文學史家制造了很大的困難。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學，會像猶太文學那樣顯示出如此驚人的異花傳粉現象。然而希伯來語，卻仍然是猶太作家首選的語言。甚至在11、12、13世紀這三個世紀(這一時期被看作是西班牙文學的黃金時代)，詩人們仍然主要是用希伯來語寫作的。身兼詩人和哲學家的哈勒維和加比羅爾，也顯示出一種奇特的“雙軌”現象;他們用阿拉伯語寫哲學著作，然而卻用希伯來語寫詩歌。

三、中世紀時期

正像古希臘征服地中海以東國家后的一千年間，給文明世界各國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一樣，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的征服使地中海以東國家以及某些歐洲國家，特別在西班牙、普羅旺斯和意大利某些地區產生了一種新的文明。和猶太人一起，阿拉伯人在中世紀初，也迎來東方的文藝復興。這場文藝復興實際上比意大利文藝復興要早幾百年。它的偉大人物培育了詩歌、哲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和法律的發展。語言和種族上的親緣關系，使得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產生了緊密的文化聯系。在希臘化時期，希臘的詩歌模式在希伯來詩歌中極少使用。而在猶太歷史上的阿拉伯時期，阿拉伯模式卻被猶太人模仿。新詩技巧的借用極其普遍，以至于哈勒維極其嫌惡使用他所謂的外國鐐銬，并抱怨說：“為了使希伯來語合乎音律，猶太人渴望在對其他民族的模仿中掌握一種詩律”。他們拋棄排比，而崇尚音律體制這種很難掌握的、也很難適應希伯來詩律的形式。阿拉伯人喜歡歡樂的、甚至內容不嚴肅的詩歌，猶太人也能接受關于美酒、女人、戰爭、友誼、愛情和風景方面和諧悅耳的詩歌。主題的重復是希伯來詩歌的特點。然而在中世紀初，希伯來文學中首次出現了罕見的海洋詩歌。幽默詩歌則更為罕見，在這方面頗有造詣的名家有亞伯拉罕·伊本·伊茲拉可能是羅伯特·布朗寧的《猶太教教士本·埃茲拉》一詩中那位教士的原型，以及胡達·阿爾哈雷澤(一位希伯來吟游詩人)。到了12世紀打油詩人取代了嚴肅詩人，他們的作詩法抑制了真正的靈感。甚至一些不可能作為主題的東西，如語法規則，國際象棋，自然科學，也都入詩了。惟一沒有受到干擾或侵襲的詩歌領域，是禱告文。猶太人移居國外和重返故土，是富有魅力的主題。這些主題，使得希伯來詩歌生機勃勃。遭受迫害的羞辱，是猶太人中世紀的特征，他們期待著未來的幸福。這種期待和重返故土相聯系——這就是中世紀的希伯來詩歌精神力量的源泉。正是在這種禱告文式的詩歌中，撒母耳王子和所羅門·伊本·加比羅爾、葉胡達·哈勒維以及摩西·伊本·伊茲拉樹立起偉大的形象。他們的作品，最近經過修訂后出版，證明了在過去許多世紀中，他們享有的聲譽是當之無愧的;在我們的時代，他們又贏得了新的贊譽。撒母耳王子的詩歌寶藏曾被人們遺忘了許多世紀，但一經發掘出來，就顯示出其作者是一位文筆含意深奧、風格獨特的大師。所羅門·伊本·蓋比羅爾傲慢的悲傷，葉胡達·哈勒維富有音樂感的魅力，摩西·伊本·伊茲拉懺悔的力量，所有這些都值得整個文明世界的詩歌愛好者，更好地加以理解。

眾所周知，閃米特人的民族精神滲入并影響了中世紀的西方。甚至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猶太人，都沒有擺脫阿拉伯模式的影響。但是他們偏愛模仿法國武功歌的形式來寫史詩。在他們的史詩中，傳說和歷史在幸福和純真中交混在一起。他們不去描寫那些廝打爭斗和馬上比武，而是描寫猶太教圣殿中進行的古代宗教儀式的壯觀和人們的敬畏之感。他們也發展了十四行詩，把它作為表現喧鬧、玩笑和興奮縱欲場面的工具;在這點上，他們可與薄伽丘相比。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教會認為，有的詩人作品宣揚色情，而頒布法規，禁絕詩歌。詩人們若不是被貴族迎入城堡或受到平民的歡迎，他們的命運便不得而知了。正像他們的基督教弟兄一樣，中世紀的希伯來詩人，也依靠豪門富家的庇護。然而，那些庇護他們的富人，常常帶有低級趣味，不像詩人們所期盼的那樣豁達慷慨。即使庇護人像哈斯達伊·伊本·謝普盧特那樣富有教養，他們對所庇護的詩人依然盛氣凌人。那些有幽默感的詩人，對他們的境況或一笑了之，或出走他鄉，另擇庇護人。

四、現代時期

1492年猶太人從西班牙被驅逐.這是伊比利亞半島在文化上的一個損失，但西班牙的鄰國卻由此受到益處。猶太詩人和學者被驅逐而流落到意大利、北非和土耳其，卻為這些國家帶來了藝術和科學上新的活力。1453年拜占庭帝國毀滅后，古典派詩人和學者被迫離開他們的家園。猶太詩人和學者也像拜占庭帝國的古典派詩人和學者一樣，遭同樣厄運，但也同他們一樣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發展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自從1492年猶太人從西班牙被逐出，到1947年以色列國成立，在這455年間，希伯來文學的活動中心便轉移到遙遠的東歐、美洲和巴勒斯坦。但是，16世紀和17世紀的東歐，僅在法律文學領域內的成就，可以比得上西班牙黃金時代所取得的成就，而在詩歌方面卻明顯地衰落了。

現代希伯來文學，不是像標準的教科書上所說的那樣，以摩西·海伊姆·盧扎托或摩西·門德爾松為開端的。大量的作品不是出現在一個國家，而是出現在許多國家;因此說只有這樣一個起點存在，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現代希伯來文學，在不同的國家開始于不同的時間：在意大利是16世紀，在荷蘭是17世紀，在德國是18世紀，在波蘭和俄國是19世紀。現代希伯來文學的起點是1492年，這個日期便于記憶：即猶太人從西班牙被驅逐的日期。

詩歌戲劇的復興——希伯來文學現代發展的又一表現——是意大利猶太人和荷蘭猶太人的一項偉大成就。首先是對一些公認的典型進行模仿和改編，如《梅利比亞與卡利斯托的悲喜劇》。該劇可能是皈依宗教者費爾南多·德·羅哈斯寫的。后來，用希伯來原文創作的戲劇便大量涌現。但是猶太教會，并不像基督教會那樣，猶太教會自古以來對劇院很反感。希臘化時期的劇院還是半宗教性的、崇拜偶像的公共場所。然而，盡管宗教界不滿，為群眾欣賞的戲劇還是蓬勃發展起來了。萊奧內·德·索米·波塔萊奧內，寫過一部關于婚姻的散文喜劇和一本關于戲劇藝術的手冊，前者是第一部用希伯來語寫的劇本，后者是用意大利語寫的手冊。祖籍西班牙的摩西·扎庫托，生在荷蘭，旅居意大利，寫過兩部戲劇詩。這兩部戲劇詩很像基督教的道德劇。但是，這兩部戲劇詩都是為圖書館和讀者寫的，而不是為舞臺演出寫的。

摩西·海伊姆·盧扎托標志著希伯來戲劇文學達到了頂點，他的戲劇使人聯想到塔索和瓜里尼。他的戲劇對后來陸續出現的詩人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的戲劇詩風格是模仿《圣經》的古典詩行。這種風格支配希伯來語言達150年之久，后來，在他不高明的追隨者手中，這種風格蛻化為《圣經》中的語句和詩行的混雜體。雖然，盧扎托所用的諷喻對希伯來詩歌的發展是一個阻礙因素，他的人物描寫也近乎幼稚，但他對自然界田園詩般的景致所表現的新奇喜悅，以及他對神秘啟示的追求，仍然是現代希伯來詩歌中一股強勁的力量。正是由于他的影響，描寫田園生活的短詩，變成希伯來詩人更加喜愛的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第一部用希伯來文創作的小說《錫安的愛情》(由亞伯拉罕·馬普所寫)，在情調上也具有田園短詩般的生動優美，在節奏上是半詩歌式的。萊本遜父子的詩歌和J·L·戈登的一些史詩，描寫的也是農村的無比幸福。而切爾尼科夫斯基和希莫尼，則把忒奧克里托斯的六音步詩體，用于創作希伯來的田園詩。盧扎托對神秘啟示的追求，以及哈西德主義的宗教熱情，曾對文學界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并且對當代詩人——沙洛姆、梅爾澤、拉姆丹和格倫伯格等，也都產生過影響。

所謂的19世紀和20世紀的希伯來文藝復興也像凱爾特族的文藝復興一樣，是個不妥當的提法。這個所謂的希伯來文藝復興充滿了民族主義的激情，其中包括了對希伯來語言的狂熱崇拜和發揚。正像10世紀的西班牙一樣，20世紀初的20年里，在俄國和波蘭，在加利西亞和比薩拉比亞，希伯來文化成分和非希伯來文化成分相互融合，產生了有影響的詩歌。但是歷史決不會重演。在西班牙，希伯來詩人吸收了希伯來文化處于鼎盛時期的知識。當各門科學在其廣泛的分布范圍內全部獲得了真正復興的時候，希伯來詩人也從各門科學中吸收了知識。在東歐，希伯來詩人幾乎毫無例外都被狹隘的鄉土情趣迷住了;文化中的希伯來成分和非希伯來成分，融合在一種較松弛的氣氛中。比亞利克，這位希伯來文藝復興中最負盛名的代表，對當代世界詩歌的發展趨勢，僅有一點貧乏的知識。當他熱情地尋求他自己童年的根，尋求猶太民族童年時期的根時，在他孜孜不倦地對這兩個主題進行了再創作時，他既是一個最徹底的個人詩人，又是一個最徹底的民族詩人。正像他的《圣經》學前輩一樣，他知道如何把個人的和大眾的特征結合在一起。他的那些措詞巧妙的形象化描述好像是傳統的，但事實上卻是對傳統的大膽突破。像預言家和《詩篇》作者那樣，他既嚴厲批評，又給予安慰。但是他也把一種嶄新的抒情風格帶給了一個專注于規章律法研究的民族。

也許作為比亞利克的同時代人，是切爾尼科夫斯基的不幸。如果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他會創造出一個學派來。他對古典的和后古典的音律和形式他有著豐富的知識和嫻熟的技巧，是他所有的同時代人難以相比的。他的作品具有史詩的靈感，他為希伯來詩歌揭示了猶太教神話般的過去——如對塔姆茲(閃米特人的阿多尼斯)和阿斯塔特(閃米特人的維納斯)的崇拜。正像葉芝在恢復愛爾蘭神話方面為愛爾蘭詩歌做出貢獻一樣，在重建閃米特人的萬神殿中，切爾尼科夫斯基也為希伯來詩歌作出了貢獻。另一位詩人扎爾曼·施諾爾，根據古代希伯來神話和傳說，編織了一幅有趣的詩的壁毯。所有這三位詩人在以色列和美國，可能被看作是當代希伯來詩歌的先驅。

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希伯來文學曾以東歐為中心。1917年俄國革命以后，在美國形成了一個中心，在波蘭和德國也零星出現了一些不大的中心，并且蓬勃發展了一些年，在巴勒斯坦則出現了一個較大的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希伯來詩歌迎來了它的新時代。這個過程是十分艱難曲折，這一情形在伊薩克·拉姆丹的組詩《馬薩達》中得到了反映。這一組詩在20世紀20至30年代里非常流行，獨領風騷。從特征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另一本由烏里·澤維·格倫伯格撰寫的詩作成為了以色列重要的詩歌經典。這本詩作是對允許千百萬猶太人遭到殺戮的文明世界的起訴書。這篇詩運用了惠特曼詩體，因而在技巧上與《馬薩達》不同，但該詩和《馬薩達》一樣具有深沉的悲觀主義情調。當代的以色列詩人菲希曼、希莫尼、科恩、謝洛姆、奧爾特曼、謝勒夫、古里、阿米哈伊及扎克等在他們的詩作中，描繪了巴勒斯坦故土的優美風光與生活畫面，懷念起一千多年前居住在死海之濱的祖先，表達了流落異邦的同胞回歸故土的愿望。

猶太人重建自己的國家以后，散文和詩歌中的希伯來語言在一定程度上趨于通俗化。年輕的士兵和退伍軍人，本土的居民和外來的移民，都將他們僑居國的阿拉伯語、德語、意第緒語、波蘭語、俄語和英語中的生動、奇特的表達方式以及俚語成分帶入希伯來的口頭語言。一些士兵創作了許多戰爭詩歌，感情激越，真切動人。他們和較早時期的詩人，特別是和多才多藝的語言大師亞伯拉罕·什朗斯基及其眾多的追隨者一起，給希伯來語言帶來了新的表現力。所有這些詩人在希伯來語言的現代化和拓寬希伯來語言的表達力方面都作出了他們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