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是我國古代一部杰出的編年史，是宋代史學的偉大成果。趙宋統治者為了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以鞏固其封建統治，非常重視史書的編寫工作。當時沒有一部通貫古今、合乎要求的通史著作。《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讀完一遍，很費時間和精力，而且不容易掌握線索及要領。司馬光有鑒及此，他立志要編寫一部簡明扼要的通史，把有關國家盛衰、民生休戚的一些大事都編寫進來，對于“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歷史事實，更加注意網羅。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司馬光將自己編寫的從戰國到秦二世的《通志》八卷進呈英宗，得到贊譽和鼓勵，并命設置書局把這一工作繼續做下去。司馬光在皇帝的支持下，秉承皇帝的旨意，經過十九年的苦心孤詣，編年史完成。神宗看后極為欣賞，以其書“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特命名為《資治通鑒》。

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實，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他寫《資治通鑒》的主要助手有劉攽(bān般)、劉恕和范祖禹。劉攽負責兩漢部分，劉恕起草魏晉南北朝及五代十國史事，唐代的歷史由范祖禹執筆。這三人皆精通史事，是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攽的《東漢刊誤》，頗受好評；劉恕對魏晉以后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著有《五代十國紀年》及《通鑒外紀》；范祖禹著《唐鑒》十二卷，被尊為“唐鑒公”。他們在《資治通鑒》的編寫過程中，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先由司馬光寫出提綱，不僅有總提綱，而且還有每年的提綱，尤其對重要年代的提綱抓得很緊。他的助手根據提綱排比材料，以年月日為“叢目”，再將編入的材料逐條進行修訂整理而寫成“長編”，原則是“寧失于繁，無失于略”。最后由司馬光修訂潤色定稿。范祖禹寫的《唐紀》六百卷，經司馬光刪定為八十卷，刪繁就簡，言必有據，文字精煉，條理清晰，功力極深。其殘余文稿留存洛陽的，尚堆滿了兩屋，有人查閱其中數百卷，未發現一字草書。這種一筆不茍的精神，極其可貴，充分反映他們治學態度的嚴謹。司馬光把自己寶貴的精力都投入到這部書的編寫工作，他在進書表上說：“臣之精力，盡于此書。”擔任這部書的文字檢閱的，是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

《資治通鑒》記載了從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60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從戰國到五代的興盛衰落，按年編次，根據史事的發生、發展、了結的過程，分先后層次敘述，時間概念非常清晰。特別是漢以后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史事，頭緒紛繁，以時間先后為序，年經國緯，就顯得井井有條了。《通鑒》取材范圍極廣，舉凡正史、雜史、筆記、小說，無不“左右采獲，錯綜銓次”，采用雜史三百余家。趙宋朝廷在龍圖閣、天章閣、三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總稱三館。宋太宗建置秘閣，選三館書珍藏。后三館皆廢，而以秘書省代之。)所收藏的一些珍貴圖書，經特許皆可借閱，還借閱了很多私人藏書。搜集的史料很多，所謂“簡牘盈積，浩如煙海”。由于參考資料極其豐富，往往一件事用三四處材料綜合寫成，內容充實，天文地理、禮樂歷數，無不詳備。在思想論點中，書中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思想租主張，如選賢任能、信賞必罰，反對陰陽術數及迷信鬼神等。這些是構成其為歷史名著的因素。《資治通鑒》是一部有用的史料書，文筆生動，寫決定三國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戰，以幾千字勾劃出了三國重要人物形象，寫得有聲有色，從劉備與諸葛亮的結合寫起，接著寫了諸葛亮對形勢的敏銳觀察，同時對魯肅、周瑜的英勇氣概進行了描繪；在描繪周瑜、黃蓋火攻曹操“北軍”時，出奇制勝的情景，躍然紙上：“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后，雷鼓大震，北軍大壞。”再如寫淝水之戰，苻秦軍一敗而不可收拾的情景時說：“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陣后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這類精采的描繪，充分說明《資治通鑒》是一部富有文學價值的歷史名著。宋神宗贊揚它是“典型之總會，冊牘之淵林”。清代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

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鑒》的過程中，對原來各種記載中分歧較大的史事，則只選擇證據分明、情理近實者修入正文，如唐代的租、庸、調，其中“調”的數字，說法不一，為避免以訛傳訛，就撇開具體數字而寫為“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司馬光對問題的處理非常審慎。他完成《資治通鑒》的編寫工作后，剩下的一些材料，另行編錄，辨其謬誤，說明其舍此取彼的理由，寫成《通鑒考異》三十卷，說明編修《資治通鑒》的史料來源，以解讀者之疑，并為后人作進一步的研究提供線索。為了便于讀者檢閱《資治通鑒》，還編出《通鑒目錄》三十卷，仿年表體例，從目錄中可知某年發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又可從目錄中檢閱原書。但《目錄》太簡，為彌補這一缺陷，他又寫《通鑒舉要歷》八十卷，這是比《目錄》稍詳的《資治通鑒》節本，可惜久已失傳。

《資治通鑒》一書的研究，成為一項專門學問，稱為“通鑒學”。宋代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將《資治通鑒》所載地名，一一考其異同沿革，敘述歷代軍事據點，要而不煩。朱熹根據《資治通鑒》，提綱挈領，寫成《資治通鑒綱目》，每條以提要為“綱”，敘述為“目”，新創“綱目體”史書，極受封建統治者重視。宋末元初，胡三省花了三十年，為《資治通鑒》作注，每遇一難字，即注出音義，精審宏博；他對《資治通鑒》進行校讎，將《考異》及《目錄》中的歷法、天文和他的注，分別附入《通鑒》本文，為讀者提供了極大方便；胡三省的注，對《通鑒》不完備處進行了補充，對錯誤處加以糾正，對歷代的典章制度，考證詳備，還有地理考證；凡牽涉以前史事的，注明事見何卷何年，而牽涉以后的，又注明為某事張本，前后照應，引起讀者注意；更值得注意的是對《考異》上的問題也作了辨正、補充。所引史料皆注明出處。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學術價值甚高。

胡三省對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的隱微之意，進行了發掘，如對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一節，他流露出亡國之痛。明末清初，嚴衍歷時三十年，詳儉十七史，為《通鑒》糾正謬誤，補拾缺遺，著《資治通鑒補正》二百九十四卷。這是他嘔心瀝血的著作，他稱這部書為“學識的記里碑”。

《資治通鑒》之所以長期為人們所重視，不少人以畢生精力對它進行校助、辨正、注釋，“通鑒學”的研究日益繁榮。因為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休通史，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編纂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光輝標志。它保存了豐富的史料，特別是隋唐五代部分，保留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所征引的史書，大半已經亡佚，它保存下來的史料就非常珍貴了。

《資治通鑒》作為一部封建史書，全書貫穿著封建正統思想和封建道德觀念，宣揚了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觀點。在內容的安排上，詳于政治，略于經濟，文化部分更顯薄弱，這都是本書弱點和局限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