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符：表現。雅鄭：此處指雅樂及淫靡之音。鑠(shuò)：熔鑄。凝：感染。筆區：指文苑。譎：變化。詭：詭異。鮮：少。歸涂：歸途。熔式：效法；經誥：經典。熔式經誥：效法經典。方軌：并行。復：深隱不現。(nóng)：濃厚，此處喻豐富。煒燁：光彩鮮艷。枝派：頭緒綿密。擯：摒棄。擯古競今：摒棄陳舊，追求新穎。舛：不合。乖：背離。苑囿：范圍。肇：開始。賈生：賈誼。長卿：司馬相如的字。誕：狂放。子政：劉向。昭：明白。孟堅：班固。懿：美好。平子：張衡。淹通：廣博通達。仲宣：王粲。躁競：急躁通銳。公幹：劉楨。氣褊：性情偏激。情駭：情思驚人。嗣宗：阮籍。叔夜：嵇康。安仁：潘岳。士衡：陸機。恒資：恒久不變的氣質。初化：初，開頭；化，顯現。翻移：改變。雕琢：指學習修辭。雅制：端正體裁。合數：符合原則。環中：軸心。凝真：正確的才氣。靡：倒。指倒向正確的一面。

(夏廣興)

〔鑒賞〕本篇中心是講文學風格的形成和文學風格的基本類型，中心思想則是“因內符外”，意思是說，文學創作活動是人的“情性”外化為文的“體式”過程，即內在的隱秘的獨特的思想感情外顯為語言文字的風格，這內與外是相符的，個性與其風格是對應的，各人的文章的體式不同是其“本心”和“情性”不同。劉勰為了論證他的這一觀點，對“體”與“性”都作了分析，特別是把“性”分為“才”、“氣”、“學”、“習”四項，并著重說明這四項如何與“八體”相對應。為了闡釋劉勰的“因內符外”說，我們先從他的“體”的概念談起，次談他的“性”的概念，最后談“體”與“性”兩者的關系。

(一)　“體”的概念。《文心雕龍》一書中“體”字大概出現了80余次。在不同的語境中的意義是不同的。這里考察的是“體性”之“體”及其相關的意義。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中，一般把“體”理解為“體裁”和“風格”，這種理解大體上是不錯的，但不是一種很完善的理解。《文心雕龍》中的“體”字，有的地方明確是指“體裁”，如：“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辯正然否”(《論說》)，“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附會》)等。這些地方所說的“體”明顯是指文章體裁。有的地方，明顯是指風格而言的，如：“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體性》)，“若總其歸涂，則數窮八體”(《體性》)等，這都是直接談風格的。可見劉勰筆下的“體”確有體裁和風格這兩種含義。但“體性”的“體”是什么概念，其范圍是不是就囿于“體裁”和“風格”這兩個意義上，就還需要討論。如果把“體性”的“體”僅僅理解為體裁和風格，那么這種理解就存在一個困難，就是從體裁到風格之間跨度太大，似乎一下子就從體裁跳到風格，兩者之間沒有中介環節，而缺少中介環節二者就難以建立起聯系。這一點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感覺到了，如王運熙教授等提出了一個“文體風格”的概念置于“體裁”與“風格”之間，這個思路無疑是好的，但“文體風格”的概念能不能成立，就可以質疑。他們所說的“文體風格”，是從曹丕、陸機、劉勰等人的相似的說法中引申出來的。如“夫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曹丕《典論·論文》)。有的學者認為這是風格的客觀因素，所以叫做“文體風格”。

(二)　“性”的概念。劉勰在《體性》篇談到風格形成的原因時指出：“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劉勰認為“性”或者說“情性”可以分為四項：才、氣、學、習。才、氣是先天的“情性”，學、習是后天的“陶染”。就風格的形成而言，先天的才、氣是潛能，后天的學、習是釋放潛能的條件。這比曹丕《典論·論文》中的“文以氣為主”的著名的說法進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劉勰認為，先天與后天的四個要素與后面所講的“八體”有關。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版注意到這一點，他說：“劉氏所說的八體可以歸納為四類：雅與奇為一組，奧與顯為一組，繁與約為一組，壯與輕為一組。這四組就是所由構成風格原因的四類。雅與奇只體式言，體式所以會形成這兩種不同的風格，就視其所習，所以說‘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奧與顯指事義言，事義所以會形成兩種不同的風格，有待其學，所以說‘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繁與約指辭理言，形成之因視其才，所以說‘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壯與輕指風趣言，形成之因視其氣，所以說‘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在這里，雅奇、奧顯、繁約、壯輕是兩種相等的不同的風格，雅鄭、淺深、庸俊、剛柔又是兩種相對的表示優劣的評語，兩相配合，固然不能盡當，但是雅奇與習，奧顯與學，繁約與才，壯輕和氣，卻是很有關系的，所以我們還可以這樣比附。在此四類之中再可以綜合為二綱，這即是他所說的‘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與氣可以合為一組，所謂‘才由天資’。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學與習又可合為一組，所謂‘學慎始習’。”這是把“因內符外”和“表里必符”的思想，作了細致的對應描述。當然這樣機械的整齊對應可能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但其中似乎也有可以參考的地方。

(三)　“體”與“性”對應關系及其二重性。在風格與人格的對應問題上，劉勰提出了“因內符外”、“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和“表里必符”的觀點。這種思想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易》：“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守者其辭屈。”這是把人的行為與人的言語風格聯系起來考察的意思。其后有揚雄的“心畫心聲”：“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也。”揚雄的“心畫心聲”說，可以說是最早把人的語言、書辭與其作者的人品聯系對應起來，對后代影響很大。陸機《文賦》：“夸目者尚奢，愜意者富貴，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劉勰的“因內符外”說或“表里必符”說，是對上述觀點的發揮與完善。應該說這種觀點反映了一般情況，也是真正的作家力求達到的境界。但在實際中人格與風格的關系是相當復雜的精神現象，人格與風格之間存在著千變萬化的關系，難于一概而論。只看它們之間的一致性，簡單地因人格而論作品，和簡單地以風格推論人格，不考慮各種變動不居的情況，是知其然，不是其所以然。人格與風格不一致的情況是存在的。在這個問題上，黃侃的意見值得參考，他在《文心雕龍·札記》中說：“因文見人，非必視其義理之當否，須綜其意言氣韻而察之也。”我的基本看法是，劉勰的“因內符外”說或“表里必符”說大體上是不錯的。在一般的情況下，人格總要這樣或那樣地在作品中表現出來，不表現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人的語調和韻調，是在長期的生活和藝術實踐中形成的，深入到人的無意識層面，成為人的不可改變和不可剝離的內心生活，往往在不經意間就會流露出來。那么為什么又說人格與文格有時不相類呢？主要是因為文學作為一種“依存美”，不能不延伸到意識的層面，延伸到理性的層面，在意識和理性的層面，作者是完全可以進行自我調控的，這樣作者就有故意夸張、作偽的可能。所謂“巨奸為憂國語，熱衷人作冰雪文”(錢鐘書語)的情況也就這樣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