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列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vell,1599—1658),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著名領導人。
克倫威爾于1599年4月25日出生在英國亨丁頓郡。先祖托馬斯·克倫威爾,是亨利八世御前推動宗教改革的著名大臣埃塞克斯伯爵。曾祖亨利·克倫威爾,在伊麗莎白時期,由于財富和勇敢被譽為同西班牙作戰的“金色騎士”。父親羅伯特·克倫威爾,曾任亨丁頓市議會議員、自治鎮副司法官、郡治安法官等職。克倫威爾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祖上依靠宗教改革發跡、代代享有封建特權的鄉紳世家。雖然他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但是余澤未竭。所以他后來回憶說:“我生來就是個紳士,地位既非煊赫,也非默默無聞”。
克倫威爾的童年很少為人所知。王黨傳記家說他從小任性乖張,脾氣很壞。而近代則有人稱贊他少時穎悟,敏于決斷。他讀小學時就接受清教思想的影響。校長是個著名的清教徒,著有抨擊天主教的劇本,他努力培養克倫威爾“手勤眼慎”的習慣。17歲時,克倫威爾去劍橋,攻讀于錫德尼·蘇薩克斯學院。這個學院是當時大主教洛德所抱怨的兩個“清教保育院”之一,使克倫威爾受到更多的清教思想的影響。1617年,父親突然去世,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子,不得不拋棄學業,回家照料。兩年后又到倫敦學習法律,所得雖然粗淺,但為他日后當選議會議員和郡治安法官準備了條件。21歲結婚。妻子伊麗莎白·波琪是商人的女兒,帶來一份可觀的嫁妝,并且是位能干的主婦。從此定居在亨丁頓務農。前幾年父親去世時遺下年收入300鎊的地產,他繼承了其中的1/3。后來他又繼承了舅父的一小筆財產。可見克倫威爾雖有家資,但并不豐厚。不過,這個家族在郡中素有影響。克倫威爾也注意建立自己的威望,所以他在1628年被選為亨丁頓自治鎮代表,出席查理一世的第三屆國會,開始登上政治舞臺。
當時斯圖亞特王朝的封建統治危機已經深重。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在國會中的代表,紛紛抵制查理一世強向人民借貸、征收新稅和濫售專利權、特許狀。國會通過了著名的“權利請愿書”。克倫威爾雖然沒有參與請愿書的起草,但是和約翰·義律、約翰·皮姆等國王的反對派站在一起,抨擊寵臣白金漢公爵,對專制王權進行了堅決的斗爭。1629年2月,他在兩次會議上發言,揭露曾受國會指訴的“君權神授”的擁護者曼沃林被提升為主教一事,并檢舉溫徹斯特主教尼爾蓄意散布天主教影響的罪行,引起國會的重視。經過調查,國會強烈譴責了尼爾和洛德。
之后11年是英國無國會統治時期,專制暴行變本加厲。克倫威爾在1631年5月賣掉亨丁頓的財產,帶了1,800英鎊遷居到圣伊維斯小鎮,后又遷居到劍橋附近的伊萊(他在這里的故居至今尚存)。他參與的兩件事情歷來引人注意:亨丁頓市政案件和伊萊沼澤地糾紛。
1630年,亨丁頓市議會獲得了查理一世的新令狀,改建亨丁頓市府。令狀公布時,群眾怨聲四起。因為有關規定給市府委員以剝奪農民在公田上放牧的權利,并對不服從市府領導的人課以過多的罰金。克倫威爾有感于公憤,怒氣沖沖地責問市長和書記官,為農民爭權益。于是市府向樞密院報告了這一情況,克倫威爾被樞密院拘留審查。處理這一案件的是曼徹斯特伯爵。他雖然責備克倫威爾帶頭鬧事,但同時指令修改令狀,有三處作了重新規定。其中有:“農民在公田上放牧的現在牲畜頭數,根據所有權和用途,不得減削或變動之”。克倫威爾的請命獲得了成功。
1634年,貝爾德福伯爵的冒險公司,對伊萊周圍360,000英畝公用沼澤地施工排水。宣布三年后竣工,公司取得其中95,000英畝干地作為報酬。農民在這些土地上放牧的習慣權利喪失了。1638年,他們用鐮刀和草杈武裝起來,搗毀公司土地的圍籬。他們說:“伊萊的克倫威爾先生曾經答應,只要他們按照在公田上放一頭牛出四便士的代價把錢付給他,他就要讓排澤者負五年的法律責任,在這期間農民可以享用每一寸公田”。克倫威爾可能用這筆錢去和公司打交道,為沼澤地居民爭權益。查理一世趁機干預糾紛,宣布排澤并未真正竣工,由他接管全部工程,當地居民暫時可以使用公田。王黨為此譏評他為“沼澤地勛爵”。
無國會統治加深了國內階級矛盾,查理一世為轉移人民視線而對蘇格蘭尋釁,結果導致了戰爭。1640年4月,國王為籌集戰爭經費不得不重新召開國會。反對派首領皮姆、漢普頓等再度當選。克倫威爾也從劍橋郡當選為議員。他們猛烈抨擊國王寵臣斯特拉福伯爵以及宗教迫害、濫征捐稅等暴政。這屆史稱的“短期國會”揭開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11月,召開“長期國會”,標志了革命的開始。克倫威爾雖然沒有參與指控斯特拉福的行動,但是他的一系列活動進一步引人矚目。他參加了國會的18個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議案。國會開會后兩周,他上呈請愿書,要求釋放獄中的李爾本。李爾本獲釋后,普林、巴斯威克和倍登等長老派清教徒也相繼出獄。12月30日,他動議《例年國會》提案的二讀,結果得以制定了“三年法規”。1641年5月21日,他和小凡恩草擬的《根枝法》提交國會,主張廢除主教制度及其大小神甫。由于議會意見分歧很大,提案未有結果。此外,他還參加了《大抗議書》的起草。
查理一世拒絕《大抗議書》提出的保證工商業自由、建立大臣對國會負責制、限制主教權力等一系列要求,親自帶衛隊到國會搜捕皮姆、漢普頓等五名反對派首領。行動失敗后,他便前往英國北部,于1642年8月在諾丁漢豎起國王軍旗,宣布討伐國會。革命進入了內戰階段。
在歷時四年的首次內戰中,克倫威爾軍功卓著。他在亨丁頓、劍橋等郡招募了一支主要由自耕農組成的千人騎兵隊,所向披靡。1644年7月,他在馬斯頓草原一役中大捷,扭轉了國會軍初時失利的局面。1645年1月,下院授權他建立一支二萬多人的“新模范軍”。6月,這支軍隊在納斯比戰役中摧毀王軍主力,奠定了國會軍取得首次內戰勝利的基礎。1646年6月,他攻克王黨大本營牛津。不久,查理一世作了國會的階下囚。國會為了表彰克倫威爾的功勛,授予他年收入2,500英鎊的莊園,他的家也從伊萊遷到倫敦。
首次內戰結束后,代表資產階級和新貴族上層利益的長老派①獨占了勝利果實。他們企圖徹底排斥國會中的獨立派②,就首先打擊獨立派的軍事力量,操縱議會下達解散軍隊令,清除新模范軍中所有獨立派軍官,并企圖扣發戰士欠薪。廣大士兵為之嘩然。他們在平等派思想的影響下,選出自己的代表,組成鼓動委員會,其任務是為在議會捍衛士兵的利益而斗爭,首先是開展索討欠薪和抵制解散令運動。作為獨立派的克倫威爾,對長老派獨攬政權非常不滿,不愿失去自己的力量支柱——軍隊,但又不肯和士兵統一行動,盡量避免同國會決裂。但軍隊士兵自發采取軍事行動,攻占長老派的炮兵陣地,并且由鼓動員警告克倫威爾,不容他首尾兩端。這時他才趕緊表示愿與大多數高級軍官站到士兵方面來。為了籠絡士兵和控制軍隊,他建議成立了全軍大會,吸收鼓動員參加。會上通過代表全軍觀點的《莊嚴協約》和《軍隊聲明》,表達平等派的主權在民思想。1647年8月6日,軍隊開入倫敦,長老派重要議員倉惶逃走。從此,獨立派掌握了國會實權。
這時,平等派和獨立派的矛盾又上升為主要矛盾。焦點在于國家體制和選舉權問題。平等派的觀點集中反映在《人民公約》中,認為人民是國家政權的根本源泉,除乞丐和流浪漢外,成年男子都應享有選舉權。人民選出的下院具有行使國家職能的最高權力,國王和上院應予取消。獨立派的政見表達在《軍隊建議綱目》中,主張保留國王和上院,年收入40鎊以上的英國公民才有選舉權。為了討論上述不同政治方案,1647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在倫敦郊外帕特尼舉行了全軍會議。兩派爭論非常激烈,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為了壓迫軍隊士兵服從,克倫威爾和高級軍官合謀,擬分別在各地召集團的會議。但11月15日在哈福德郡附近的威爾召開第一次團的會議時,除指揮部決定的五個團外,還出現另外兩個團,強烈要求立即實現《人民公約》。克倫威爾以威脅利誘手段在這兩個團中制造分裂,把平等派的起義意圖扼殺在萌芽狀態。至此,平等派運動大勢已去,不可復振。
克倫威爾加緊同國王談判,希望就此實現其政治主張。但是查理一世寧可和蘇格蘭長老相勾結,不愿接受克倫威爾的條件。1647年11月11日,國王逃跑。21日,國王差送王后的“馬鞍書信”被克倫威爾截獲,信中清楚地表達了國王的上述態度。12月26日,查理一世同蘇格蘭使者簽訂秘密協約,準備引蘇格蘭軍隊入境,配合王黨叛亂,再次挑起內戰。克倫威爾立即轉變態度,聯合其他革命力量,于12月29日在溫德莎舉行軍官會議,吸收平等派軍官和以前的鼓動員到會,決定把查理一世作為血腥的罪魁交付審判。兩派重新聯合起來。8月,克倫威爾在普雷斯頓戰役中擊潰蘇格蘭軍隊。9月,占領蘇格蘭首都愛丁堡,取得了第二次內戰的勝利。
籌建共和國提上了議事日程。克倫威爾對處決國王的態度是堅決的。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以暴君、叛徒、殺人犯和國家敵人的罪名被處決。2月6日,下院決議廢除上院。次日,決議取消王位。13日,通過把政權交給國務會議的法案。5月19日,英國宣布為共和國。
這個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軀殼,不容許人民群眾享有政治和社會平等。克倫威爾掉過頭來鎮壓民主革命運動了。還在3月底,他就下令逮捕了李爾本。4、5月間,把倫敦和福德的起義士兵淹沒在血泊中,驅散了在圣喬治山上墾荒的掘土派。
在穩定了國內局勢后,克倫威爾于同年9月率軍侵入愛爾蘭,鎮壓當地民族起義。結果,愛爾蘭的2/3土地被掠奪。獲得土地的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成了大地主。許多軍官和士兵攫取土地后開始蛻化變質,成了英國保守集團的支柱。這就隱伏了共和國覆滅的危機。
在侵略愛爾蘭戰爭期間,克倫威爾受議會之召揮師北上蘇格蘭,于1651年9月3日徹底消滅了查理一世兒子的軍隊,他掠走了愛丁堡的國徽,預示了三年之后蘇格蘭合并于英格蘭。
克倫威爾已獨攬大權。當長期國會腐敗無能、威信掃地之際,克倫威爾依靠高級軍官的支持,驅散長期國會議員,建立護國政體。他于1653年12月16日在倫敦的盛大典禮中就任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的護國主。高級軍官擬就的《政府約法》規定,護國主終身任職,兼領陸海軍總司令。立法權屬于護國主和國會,國會的許多重要傳統權力轉歸護國主。行政權屬于護國主和國務會議,實際上護國主能夠支配國務會議。克倫威爾成了軍事獨裁者,共和國名存實亡。
護國時期,物價高漲,賦斂增加,什一稅仍未廢除,更多窮苦人淪為債囚。激進的教友派出現了,吸引廣大群眾反抗新的專制統治。克倫威爾不得不推行局部法律改革以消弭國內怨忿。他對王黨實行鎮撫并用、以鎮壓為主的政策,常沒收其財產或課以罰金來充實空虛的國庫。在人民群眾和王黨左右夾攻加劇時,克倫威爾公然拋棄憲法的外衣,于1655年把全國分為11個軍區,各設總督管理地方行政和監督居民。赤裸裸的軍刀統治引得民怨沸騰,不到一年時間就被迫廢止。
克倫威爾繼續推行符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利益的對外掠奪政策。他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于1652年發動英荷戰爭,迫使荷蘭接受《航海條例》。1654年,英國取得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特權,迫使丹麥允許英國船只自由進出波羅的海,又在加勒比海上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奴隸貿易中心牙買加。1658年,攻占敦刻爾克,在歐洲大陸上獲得了貿易據點。凡此種種為英國不久取代荷蘭的海上霸權地位奠定了基礎。
克倫威爾護國主被資產階級和新貴族視為財產和秩序的保衛者,但是高級軍官操縱政治又為他們所不滿。1657年,國會呈遞《恭順的請愿諫議書》,請克倫威爾當國王,企圖以傳統的王政限制軍人的影響。他雖有心踐祚,但怕失去軍隊的支持,委婉謝絕王請,而把護國主改為世襲,稍稍壓制高級軍官的氣焰。這時,各地平等派、共和主義者和激進派共同發動反政府的暴動,農民起義接連發生,王黨叛亂在新的策劃之中。克倫威爾欲圖召集第三屆護國議會以緩和局勢,但因健康狀況急劇惡化而未遂。1658年9月3日,他在白金漢宮病逝。直到11月23日才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理查·克倫威爾繼任護國主,但殘局已不可收拾。兩年后,斯圖亞特王朝終于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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