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1867—1940)，越南近代史上杰出的愛國主義者，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家。

潘佩珠原名潘文珊，號巢南子， 又號是漢， 越南中圻(今中部)宜安省南壇縣人，1867年12月(農歷)出生于鄉學教師家庭。父親潘文譜，是一位宿儒。潘佩珠6歲隨父讀書。13歲隨名儒阮喬深造。18歲開始教書生涯。34歲應宜安鄉試，考中解元(第一名)。

潘佩珠出生時，法國已侵占越南南圻(今南部)6省。他父親是一位憂心國事的愛國者，經常在家中同愛國人士議論時事，使潘佩珠從小就受到愛國主義思想的熏陶。 童年時代，他好扮“平西”(反法)愛國游戲，青年時代，他更富有反抗精神。1882年，當他得悉法國侵占北圻(今北部)時，便連夜寫出《平西收北檄文》，憤怒聲討侵略者。1885年，他聚集100多名同學，組成“學生軍”，響應“勤王運動”。1886年，他寫出《雙戌錄》①，熱情歌頌宜安、河靜軍民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氣概和愛國精神。1888—1897年，在家鄉教書期間，他常同“勤王”余黨、綠林豪杰秘密往來;同時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發憤讀書。 10余年間，他認真研讀過《孫子兵法》、《武侯心書》、《兵家秘訣》等兵書。后來，他更細心研讀過《中東戰紀》、《普法戰紀》、《中國魂》、《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全集》和《新民叢報》等從中國傳入越南的新書報刊，接受了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首領梁啟超的變法維新的理論和政綱。但他不同意梁啟超的“和平革命”思想，自始至終都認為必須武裝“暴動”，“驅逐法賊”。

1900年底，他同鄧蔡珅等擬訂三項活動計劃：聯絡“勤王”余黨、綠林豪杰，“倡議起兵”，準備“暴動”;在皇族中“扶立盟主”，秘密聯絡“諸路有力者”和“南北諸忠義之士”同時大舉;如有必要，則“出洋求援”。1903年，他以就讀國子監為名來到京城順化，在官吏和士大夫中尋求革命力量。當時，在職官吏，尤其是士大夫，雖受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發生了新舊兩派之間的激烈斗爭，但許多人仍保留著傳統的封建舊文化、舊思想的心理狀態。針對這種時弊，他寫出了《琉球血淚新書》，陳述亡國慘狀，提出救亡圖存辦法，呼吁在職官吏和士大夫起來革命。書出后，在社會上層只有阮朝開國之君嘉隆皇帝的后裔畿外侯阮疆柢、南定省督學阮尚賢等少數人表示贊成;但在一般人士中卻發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他結識潘周楨、陳季珨、黃叔抗等許多愛國人士的媒介。不久，他結識了舊“勤王”黨骨干阮誠，并在皇族中找到了阮疆柢。阮誠有豐富的斗爭經驗。他同鄧蔡珅成了潘佩珠的左右手，領導核心成員。

1904年5月，潘佩珠與阮疆柢、鄧蔡珅、阮誠等20余人在阮誠家里開會，成立革命組織(1906年定名為維新會)。會上推舉阮疆柢為會主，決定：“廣招黨員，厚集黨費”; 在“最近時期，籌定各種材料”;出國“求援”，由潘佩珠負責。

1905年2月，潘佩珠東渡日本求援。當時，他認為日本自明治維新后，是“黃種新進國”，“往以利害勸之，彼必樂為我助”。于是決定向日本購買武器;舉行武裝起義時，請日本出兵援助。抵日后他與梁啟超會晤，就如何“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問題同梁討論過多次。在談到請日本出兵援助時，梁說：“此策恐非善，日兵入境決無能驅之使出之理，是欲圖存而益以促其亡也。”梁勸他從宣傳入手，多寫文章，向全世界揭露法國在越南的黑暗統治，以爭取世人的聲援。同時，還勸他號召青年出國留學，培養人材，以振民氣，開民智，積蓄力量。聽了梁的這些意見后，他感到“腦界眼界為之豁然”。

在日本時，潘佩珠先后寫出《越南亡國史》、《勸國民資助游學文》、《敬告全國父老書》，號召人們確躍參加革命，參加游學。這些作品在國內廣泛流傳，掀起了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東游運動”。他參照梁的意見，將留日學生安排在振武學堂和東亞同文書院學習軍事、政治。1907年10月，留日學生成立越南公憲會，由阮疆柢任會長，潘佩珠任總理，專門料理留學生的事務。到1908年6月，留日學生已達200余人，第一批學生已從振武學堂畢業。

潘佩珠在接受梁啟超幫助的同時，也同中國革命黨人接觸，他拜會了中國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在橫濱致和堂進行了兩次長時間的筆談。孫中山知道他受梁啟超的影響，主張君主立憲，便向他闡明君主立憲的虛偽性和落后性，主張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時并進，通過民主革命，徹底鏟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他對孫中山十分崇敬，承認民主共和政體是進步的、革命的，但根據越南的國情，還不能立即實行這個制度。

同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后，潘佩珠又同黃興、章炳麟等中國革命黨人交往。在東京的云南留學生辦起《云南雜志》后，聘請他任編委，主持社論欄。于是，他借《云南雜志》之便，發表了《海外血書》、《哀越吊滇》等文，對宣傳愛國、仇恨敵人，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了貢獻，受到中國革命黨人的稱贊。

這時，東亞各國特別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他認識到東亞各國被壓迫民族有聯合起來反帝的必要與可能。1908年他以越南革命黨人的身份在中國同盟會、日本進步黨以及朝鮮、印度、菲律賓革命黨人之間做工作，促進了反帝同盟組織——東亞同盟會的成立。后來，他又出面同云南、廣西留日學生聯系，成立了滇桂越聯盟會。他力圖借助有組織的國際聯合斗爭，發動武裝起義，先奪取民族革命的勝利，然后再進行民主革命。

1906年2月，潘佩珠自日本到廣州，在劉永福家里召開革命組織代表會議，商討開展革命工作問題，決定成立越南維新會，由阮疆柢當會長。維新會的政綱是“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君主立憲國。”這個政綱，反映了地主資本家聯合專政的要求，比潘佩珠原先主張的君主制前進了一步。會后，潘佩珠即回國籌劃武裝起義。首先，他考察了從中國兩廣進軍越南的路線。后來，又到安世繁昌會見黃花探。通過會談，雙方達成如下秘密協議：黃花探加入維新會;維新會從各方面予黃花探以外援。他在北寧會見了中圻和北圻的領導人，了解國內革命情況，并同他們一起討論武裝組織、兵運、民運和宣傳等工作計劃。越南國內革命形勢在發展。1908年2月至5月，在潘周楨、陳季珨、黃叔抗等發動和領導下，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中圻農民反拉伕、反課稅運動。1908年6月，黃花探秘密籌劃河內起義。

法國殖民者看到越南革命運動在日益發展，便大肆鎮壓：逮捕、殺害、流放革命黨人。法國還和日本相勾結，摧毀了越南革命者在日本的所有革命組織，潘佩珠、阮疆柢也被逐出境。在國內，法國殖民者向安世繁昌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同年3月，潘佩珠為支援黃花探，派鄧子敬、鄧午生在日本買到500支步槍和彈藥。可是，當他將這批武器彈藥運到香港，還來不及運回國時，黃花探的隊伍已經瓦解。潘佩珠決定將480支槍及彈藥贈送給孫中山的同盟會。

1910年9月，潘佩珠離開廣州赴暹羅(今泰國)等待時機。1911年10月，中國辛亥革命勝利。潘佩珠聞訊，立即撰寫《聯亞芻言》，指出革命勝利后的中國一定會強大起來，闡明中國、印度、菲律賓等東亞各國被壓迫民族必須聯合起來打倒西方帝國主義的道理。不久，他與章炳麟等中國革命黨人取得聯系，于1912年2月來到廣州。散居在日本、暹羅、中國和國內的各革命組織代表百余人也“接踵而來”。

同年3月，潘佩珠在劉永福家里召開維新會代表大會。他在會上闡明自己的見解，認為辛亥革命勝利后，“局面大變矣”，君主立憲政體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主張奉行民主立憲政體。鄧子敬率先起來表示贊成，阮述等部分南圻代表仍寄希望于君主立憲，表示反對。于是就政體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阮述出身皇族，一貫鼓吹“忠君救國”論調。最后，大會以表決方式，通過了潘佩珠的提案。同時通過決議：取消君主立憲政綱，確立民主立憲政綱;改組越南維新會，成立越南光復會;公推阮疆柢為會長，潘佩珠為總理。光復會的政綱是：“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國。”這個政綱，反映了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對經濟、政治的要求，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但不徹底，它沒有提出土地問題。

越南光復會成立后，制定了越南國旗，建立了越南光復軍，準備武裝起義。潘佩珠認為，要使起義成功，必須聯合中國革命力量。1912年3月，他由廣州到南京，拜會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并同陸軍總長黃興舉行會談。在談到援越問題時，黃說：這是“我輩不可辭之義務， 然此時謀及尚屬太早”。他勸潘先送青年來華留學，“儲備人才，以俟機會”。

但潘執意要立即采取暴力手段，借以掀起革命高潮。他與蘇少樓、鄧警亞等中國革命黨人磋商，于1912年8月在廣州成立援越樞紐組織——振華興亞會，由鄧警亞任會長，潘佩珠任副會長，蘇少樓任總干事，其宗旨是：“振華以興亞，而第一發放之炮聲，首在越南。”之后，潘佩珠派革命黨人攜帶手榴彈分三路潛回越南，設法處決印度支那全權總督安沛·沙羅及大越奸黃仲夫、阮維翰。1912年11月，阮海臣在南定謀刺沙羅未遂。1913年4月13日，范文壯炸死巡撫阮維翰。4月26日，阮文粹在河內旅館炸死兩名法軍中校，炸傷多人。法國殖民當局以炸彈事件為借口，采取恐怖手段：逮捕成百的革命黨人;殺害范文壯、阮文粹等7位革命志士;缺席宣判潘佩珠、阮疆柢死刑。

1913年7月，沙羅來到廣州，要求廣東都督、云南軍閥龍濟光逮捕潘佩珠、阮疆柢，并引渡回國，龍濟光秉承沙羅的旨意，于12月24日將潘佩珠逮捕。龍的捕潘，原想以引渡潘為條件換取沙羅答應他假道滇越鐵路運兵回云南鎮壓反對派，但沙羅不肯接受，交易拖延不決，便一直將潘關在獄中。直到1917年初，龍濟光被護國軍擊潰，亡命海南島，潘氏才恢復了自由。

潘氏出獄后，決定回國組織武裝起義。1918年8月，他由杭州取道云南回國。但當他于11月到達昆明時，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他意識到大勢已去，只得循原途回杭州，就任《杭州軍事雜志》社編輯。

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給潘佩珠帶來了新的希望。1920年，他將日文《俄羅斯真相調查記》譯成漢文，帶著譯本到北京，拜會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經蔡介紹，他同蘇俄駐華大使館進行接觸，洽商過派越南青年赴蘇留學問題。他對此次接觸，印象甚好，便開始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理論。1922年他回到杭州后，在《杭州軍事雜志》上發表了不少號召越南人民起來革命的文章，使長期陷于沉寂和停頓的越南愛國者的革命活動又重新活躍起來。1924年6月19日，青年革命家范鴻泰在廣州沙面謀刺印度支那全權總督馬蘭，炸死法人4名，傷兩人，惜未炸中馬蘭。

潘佩珠在杭州聞訊，立即趕到廣州，大批越南革命青年在范鴻泰精神的鼓舞下也紛紛抵穗。潘氏看到革命又有了希望，非常高興。于是他一面將這些青年安排在黃埔軍校學習，一面召開越南光復會代表會議，提議取消越南光復會，成立越南國民黨。越南國民黨成立后，他寫下《越南國民黨聲明書》、《范鴻泰傳》、《祭范鴻泰文》三個文件。在《越南國民黨聲明書》中，他要求“民族自決”、“民族平等”、“實行共和立憲”、“組織政黨自由”、“言論、集會、結社、創作、出版自由”。在《范鴻泰傳》中，他要“依靠廣大工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同年12月，阮愛國(即胡志明)由莫斯科來到廣州，多次同潘佩珠討論國內外革命問題，建議他修改國民黨黨章，使它更革命化。他認為，阮愛國的建議更符合新的形勢，所以很快地就接受了，準備在紀念范鴻泰犧牲一周年時，提交在廣州的同志討論。不幸，1925年5月11日，當他離開杭州準備南下廣州路經上海時，被上海法租界的法國密探綁架，押解回國，軟禁在順化，直到1940年10月29日逝世。

在軟禁期間，他寫下許多詩文，抒發熱愛祖國的思想感情，激勵人民趕走法國殖民者，光復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