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 1857—1930),美國第27任總統,“金元外交”政策的炮制者。
塔夫脫1857年9月15日生于美國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他的祖先是英國移民。父親阿方索·塔夫脫是辛辛那提的法官,先后擔任過美國駐俄公使和駐奧公使,做過格蘭特政府的陸軍部長和首席檢察官,在美國共和黨內有重要影響。
塔夫脫13歲入辛辛那提伍德沃德中學, 17歲入耶魯大學。1878年他21歲從耶魯大學畢業時名列第二。后來,他進辛辛那提法學院研究法律,畢業后進入俄亥俄法律界,并加入共和黨。從1880至1900年的20年里,他的大部分時間是當律師和法官。1881年,他被任命為辛辛那提漢密爾頓縣的助理檢察官。后來,他做過俄亥俄州上級法院法官、美國檢察長助手、美國巡回法庭法官等。塔夫脫被大資本家譽為精通公司業務的名律師。
1886年7月19日,塔夫脫與海倫·赫倫結婚。她的父親約翰·赫倫與拉瑟福德·海斯總統一起當律師,關系密切。塔夫脫夫人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她總是鼓勵塔夫脫謀求官職。塔夫脫夫婦有三個孩子,大兒子羅伯特·阿方索·塔夫脫后來成了來自俄亥俄州的一位美國有名的參議員和共和黨領袖,并且是臭名昭著的反勞工法“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倡議者之一。
1900年2月,塔夫脫被威廉·麥金萊總統任命為菲律賓委員會主席。次年6月25日,又被任命為菲律賓第一任總督。在那里,他用最殘酷的方法鎮壓菲律賓人民爭取獨立的運動,對菲律賓實行赤裸裸的殖民統治。塔夫脫的這種殖民主義活動,有利于加強共和黨和羅斯福政府的統治地位,因而得到老羅斯福的賞識。1904年一月底,塔夫脫回國就任陸軍部長。
當時,陸軍部長的職權非常大,不僅管理美國武裝部隊,而且管理美國—西班牙戰爭后美國奪取的殖民地。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巴拿馬,甚至夏威夷和古巴,都在美國陸軍部長管轄范圍之內。所以,塔夫脫實際上又是美國殖民部長。
塔夫脫任陸軍部長7年,在拉丁美洲和遠東積極推行羅斯福政府的殖民擴張政策,得到了管理美國殖民利益的豐富經驗。他說,“我到過菲律賓兩次。在到達和離開菲律賓的旅途中,我兩次周游世界。而在那四次旅行中,我訪問日本四次,西伯利亞和俄國一次,中國三次,羅馬一次,巴拿馬地峽七次,古巴兩次,波多黎各一次……這樣一種經驗使我能夠了解到許多國家和許多民族的氣氛和環境。”當時,美國許多政客包括老羅斯福在內,都不敢自夸有塔夫脫那樣廣泛的實際外交經驗。
塔夫脫不僅積極推行羅斯福的政策,而且大力支持羅斯福1904年重新競選總統。因此,羅斯福十分信任塔夫脫。1904年羅斯福重新當選總統后,也就更加重用塔夫脫了。從此,陸軍部長塔夫脫從政府的發言人變成了實際上的總統助手。羅斯福交給塔夫脫越來越重要的職務。塔夫脫監督菲律賓事務,負責巴拿馬運河的修建。當國務卿約翰·海患病時,塔夫脫實際上代理國務卿的工作。在羅斯福暫時離開時,塔夫脫又實際上代行總統的職權。有時,塔夫脫被羅斯福召去擔任特命全權大使去解決嚴重的政治危機。例如1905年7月,塔夫脫以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的資格,與日本首相桂太郎簽訂了一項關于日本并吞朝鮮的秘密協定。根據這一協定,日本取得在朝鮮建立保護制度之權,但以承允不對菲律賓作任何侵害行為為交換條件。塔夫脫還利用日本反對俄國,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在遠東的擴張謀取利益。
塔夫脫執行羅斯福的“大棒政策”,也是不遺余力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對古巴的干涉。1906年9月19日,羅斯福總統派遣塔夫脫和助理國務卿羅伯特·培康到古巴“調處”沖突事件。在羅斯福的同意下,同年9月29日公布了一項聲明,說明美國已根據“普拉特修正案”對古巴事務進行武裝干涉,并成立了以塔夫脫為總督的臨時政府。盡管古巴人民對美國的干涉表現了強烈的不滿和反對,塔夫脫還是用武力鎮壓了古巴人民的反抗。
羅斯福對塔夫脫積極忠實地執行他的政策,感到非常滿意,認為塔夫脫是理想的總統繼任人。因此,羅斯福作為共和黨的黨魁,在總統任期屆滿時決定提名塔夫脫為190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在1908年總統競選運動中,塔夫脫堅決保證執行羅斯福的所謂反托拉斯的政策,保證召開一次國會特別會議來解決關稅改革問題。他還堅決為羅斯福和共和黨的對外擴張政策辯護,表示將大力支持美國壟斷資本家在全世界進行商業擴張,特別是在遠東維護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1908年,塔夫脫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布萊恩,當上了美國第27任總統。當塔夫脫競選獲勝后,壟斷資本家們紛紛出來捧場,表示支持。約翰·戴維·洛克菲勒發了電報,對塔夫脫表示祝賀。安德魯·卡內基迅速給塔夫脫捐獻了兩萬美元。
塔夫脫上臺伊始,立即推行有利于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美國當時的高海關稅率助長了托拉斯的發展,使資本家大發其財。為了限制托拉斯的發展,1909年,紐約州議員潘恩在眾議院提出了降低關稅的提案。這一提案遭到了參議院代表的反對。以阿德里治為首的保守派參議員要求提高關稅,對潘恩提案進行了全面修正。但阿德里治的提案受到美國人民的反對,于是,參眾兩院草擬了一個統一法案,提高某些商品的關稅。這就是符合資本家利益的所謂潘恩一阿德里治法案。8月5日,塔夫脫完全背棄他競選時許下的降低關稅的諾言,批準了這個統一提案。9月17日,塔夫脫在明尼蘇達州維農發表演說,為潘恩—阿德里治關稅法進行辯護,說什么“我和共和黨都不認為需要把稅率減低到使物價因外國競爭而下跌的程度,這乃是自由貿易者所極力爭取的。”“潘恩法案是共和黨所通過的最好的法律。”這篇演說激起了工人和農民的憤慨,因為新法案引起了物價上漲,人民生活進一步惡化。
塔夫脫與洛克菲勒財團緊密相聯,執政后曾同摩根財團進行著一系列明爭暗斗。當時,美國的電話和電訊企業大都由摩根財團所控制。1910年,塔夫脫利用人民反托拉斯的有利時機,簽署了曼一愛爾肯法案,擴大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的職權,把管理電話公司、電報公司和無線電公司的權力集中加以控制。1911年春天,塔夫脫下令檢舉摩根財團掌握的美國聯合鋼鐵公司,并控告了摩根掌握的國際農具公司。塔夫脫的這些所謂“反托拉斯”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摩根財團的勢力,從而引起了代表摩根財團利益的老羅斯福的不滿。
塔夫脫執政期間,美國在對外政策方面拋出了一件新貨色,即“金元外交”。塔夫脫在1912年12月13日的國情咨文中說:“這是以金元代替槍彈的政策……這是美國商務的直率愿望……就是美國政府竭其全力支持國外美僑的一切合法與有益的企業。”他又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固然不離正義,但為取得商品市場和投資機會以利兩國而進行交涉,并不違背這個正義。”美國執行“金元外交”,并不意味著要以“金元外交”代替羅斯福提出的“大棒政策”,而是使兩者交替使用,或結合使用。實際上,塔夫脫“金元外交”的宣布,表明今后美國的外交和軍事力量的運用要完全服從于商業利益,并主張以資本輸出和軍事力量來作為主要的擴張手段。
塔夫脫“金元外交”的主要矛頭,一方面是指向遠東的中國,另一方面是指向拉丁美洲,特別是加勒比海地區、中美洲各國和墨西哥。
美國對尼加拉瓜的侵略是“金元外交”與“大棒政策”交替使用的典型例子。1909年,美國公使公開支持尼加拉瓜親美派埃斯特達發動軍事政變,迫使反對美國侵略的柴拉亞總統退位。由于埃斯特達受到尼加拉瓜人民的敵視而沒有當上總統,美軍便在尼加拉瓜登陸,幫助叛軍打敗了政府軍,并將埃斯特達扶上了總統寶座。1910年10月,美國與埃斯特達政府簽訂了“道生協定”,規定尼加拉瓜的債券由美國代為發行,而以尼加拉瓜關稅收入的一部分來作為擔保。1911年美國又同尼加拉瓜政府簽訂一項國庫債券協定,以尼加拉瓜的關稅權和國家銀行權的控制權,來換得美國1500萬美元的借款。從此以后,尼加拉瓜就完全控制在美國政府的手里。
塔夫脫在墨西哥積極推行其“金元外交”。美國在墨西哥的投資額從1902年的5億美元,激增到1913年的10億美元。塔夫脫政府扶植墨西哥的迪亞斯獨裁政權,控制了墨西哥的經濟命脈。但1911年墨西哥爆發了革命運動,推翻了迪亞斯政權,由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馬德羅當選墨西哥總統。馬德羅采取的若干限制外國資本特權的措施,迅即威脅到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塔夫脫政府表面上執行不干涉政策,卻于1912年2月4日下令陳兵10萬于墨西哥邊界。這又一次暴露了塔夫脫的帝國主義面目。
在“金元外交”的旗號下,美國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島和墨西哥1913年的投資總額達10億零6千9百萬美元,行將接近英國的投資總額;而美國與這個地區的商品流轉額達4億3千6百萬美元,已超過英國的5倍。
塔夫脫把中國作為他推行“金元外交”的重要場所。他說:“在全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那一屆政府象現在的政府對中國有如此大的興趣。”他給他的妻子寫信說:“我特別急于在中國獲得的是美國資本的投資。”1909年,塔夫脫政府的國務卿諾克斯提出國際共管中國東北鐵路的計劃,并提出投資修建錦州—璦琿鐵路,妄圖同日、俄兩國爭奪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由于日、俄兩國的反對,塔夫脫的這一侵略計劃未能實現。1909年,英、法、德三國政府達成了對粵漢路進行投資修筑的協議,并組成三國銀行團。美國對此表示抗議,立即組織以摩根公司為首的銀行團,擠進上述三國銀行團,共同投資修筑粵漢、川漢兩鐵路。1910年,美國又以改革中國幣制和振興滿洲實業為名,利用四國銀行團向清政府提供大借款。美、英、法、德控制中國筑路權的侵略活動,引起湘、鄂、川、粵人民展開收回粵漢、川漢鐵路權的斗爭,從而成為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導火線。1912年,日、俄參加四國銀行團,成為六國銀行團。以美國為首的這個銀行團與中國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相勾結,積極籌劃簽訂“善后大借款”,企圖根據苛刻的借款條約,控制“袁記政權”的全部財政。終因中國人民的反對和六國銀行團內部矛盾重重而未正式達成協議。
此外,塔夫脫還利用“金元外交”,把勢力滲透到加拿大。到1913年,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已增加到10億美元。
在塔夫脫總統任期結束時,圍繞新的總統選舉,共和黨內派系斗爭日益激烈。黨內分裂為以拉福萊特、塔夫脫、羅斯福為首的三派。由于共和黨的分裂,在1912年冬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的威爾遜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塔夫脫、羅斯福等人,當選為美國總統。
1913年3月,塔夫脫總統任期屆滿,離開白宮,到耶魯大學任憲法學教授,后來被選為美國法律協會主席。1921年,華倫·哈定總統任命塔夫脫為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塔夫脫把這項任命當作最大的“榮譽”。1930年2月3日,塔夫脫因病離職,3月8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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